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赵战护

四台遗址，是冀西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位于河北省尚义县，蒙古高原南缘。面积15万平方米。该遗址经过2020年至2022年的发掘，发现了BP10400~6400年间的五组遗存。尤以万年前后的第一、二组最为重要，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房址结构和出土陶器、石器特征，也都体现出连续发展的过程。成组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定居村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生存方式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生存方式的发展转变。细石器工业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发展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证据。以压印纹筒形陶罐、陶板状器、细石叶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为代表的第一、二组遗存，文化特征明确，初步判定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其是我国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其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地区后续考古学文化谱系及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第三组遗存炭化粟、黍的发现，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实证。其是探索中国乃至东亚走向农耕定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格局，新旧石器过渡的中国北方模式、旱作农业起源的关键性发现之一。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发掘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张小雷

凌家滩遗址高等级祭祀礼仪遗存的新发现以及成套高规格石钺和大量玉石器、陶器新器形的出土，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的揭露，外壕及北部岗地的重点解剖，亮点纷呈，进一步刷新和升华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该遗址社会背景、规划布局、文化内涵、功能性质、价值意义的认识。其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1.首次以确凿的资料证明，遗址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营建工序复杂，规模巨大，极大提升了我们对凌家滩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2.首次发现大型仪式活动相关遗存，证明遗址核心区不仅是高等级墓地，也是重要仪式活动区。深化了对聚落布局、核心区功能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认识。3.发现迄今唯一的中国史前时代以钺为主要物品的大型仪式活动遗迹，是钺被确立为权力象征的最早的明确证据。首次充分证明，凌家滩社会发展具有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密切结合的重要特征。4.不同文化因素器物的出土，充分证明各地区的交流和撞击在凌家滩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凌家滩社会领导者熔合各方因素的社会发展方略。5.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最大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凌家滩在各地满天星斗般的灿烂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大型仪式中心的营建、基于宇宙观的宗教观念和仪式、以钺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均对此后良渚早期国家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项目负责人：韩建业

南佐遗址是黄土高原上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处大型高等级都邑性聚落，绝对年代为距今5100~4700年。遗址总面积600多万平方米，遗址中部发现由九座大型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30万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基址、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核心区中央偏北部发现数千平方米的“宫城”和五千年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墙宫殿式建筑。营建如此复杂且规模巨大的聚落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调动能力和公共权力，是黄土高原出现区域王权的有力证明。南佐遗址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九台”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北台位于中轴线的北端，“宫城”位于核心区中轴线上，主殿位于“宫城”中央，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主殿中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和壕沟对称分布，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式的中轴对称、主次分明、层层递进的宫殿格局，开后世中国都城古典建筑布局之先河。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和一般聚落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南佐遗址考古新发现改变了我们对黄土高原地区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陕西西安太平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王小庆

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太平村，是一处大型客省庄文化聚落，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4150~3700年。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其体量相近，时代相同，这种独特的聚落形态，系客省庄文化首次发现。清理各类房屋建筑形式多样。在一处院落式建筑组合中，出土一件完整的龟甲和三件红陶管状器。清理墓葬20余座。其中两座墓葬随葬玉璧、环等礼器，玉璧下方的朱砂和纺织品痕迹明显，填土中掺杂大量朱砂和黄色、白色颜料。出土陶器类型丰富，涵盖客省庄文化常见的器类组合。玉器既包括璜、璧、刀、饰件等，也有璧芯和玉料，构成完备的玉器生产加工体系。卜骨形制规整，灼痕清晰可辨。叶形陶牌饰刻划精美。带柄的合瓦形陶铃为关中地区少见，是早期礼乐制度的重要见证。太平遗址是迄今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具有中心性聚邑的地位，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辐辏之地，填补了关中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空白，奠定了该区域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础。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

发掘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田伟

2022年夏季，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西吴壁遗址东部发现并清理了16座商代大、中、小型墓葬。其中大型墓的墓圹面积接近9平方米，有殉人和殉牲，随葬青铜器、绿松石器、玉器、漆器、陶器等，是迄今所知二里岗下层阶段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商系贵族墓葬。墓地主要有商文化和晋南土著文化因素，此外还有少量北方文化因素，暗示晋南铜料的输出方向，除商王朝中心都邑外，可能还有北方青铜文化分布区。由大型墓葬的发现，可以确知西吴壁是商代前期晋南地区的中心聚落，除向外输送铜料外，还肩负区域管理与对外交流等职能。所见大、中型墓葬已经形成鼎（或鬲）、斝、爵的礼器组合，与二里头文化时期贵族墓中的礼器组合有所不同，显示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的历史事实。出土青铜器种类丰富，与之共存的陶器时代特征明确，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断代确立了可靠的年代标尺，将促进早期青铜器领域的学术研究。商代墓地的发现，在遗址中确认了一处性质明确的功能区，丰富了遗址内涵，为深入了解西吴壁遗址的聚落形态变迁，探讨晋南地区商代人群构成、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国家形态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刘瑞

秦汉栎阳城，是战国中期秦献公和秦孝公前期的秦都，秦人在此开展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秦末楚汉，栎阳先为塞王司马欣之都，后为汉王刘邦之都，汉初刘邦先以栎阳为都，是大汉王朝的第一个都城。2019年至2020年秦汉栎阳城发掘三号古城四号至九号建筑，将临近城内北墙的“后宫”区域进行了较完整揭露，2021年至2022年完整揭露三号、十一号建筑，其中三号建筑是“前朝”建筑群的最后一座。从解剖看，三号、十一号等建筑从战国中期建成之后延用到西汉前期，其建筑形制、布局未有改变；四号、五号、七号等建筑经后期改建。三号至十一号等建筑在平面、布局、建筑材料的使用、组合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019年以来秦汉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核心区的连续发掘，是战国中期列国都城核心建筑的重要发掘，第一次完整揭示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都城核心区重要建筑的平面形制，不断推进着从战国中期到西汉初期，从王国到帝国时代主要建筑的特点、形制和演变。特别是通过三号建筑东侧南北两台阶，发现的贯穿三号古城核心宫殿建筑南北向轴线，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对战国秦汉都城的布局研究有重要价值。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区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蒋志龙

河泊所遗址1958年发现，一直被当作新石器时代的遗存。2008年至2010年的滇池盆地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首次确认该遗址属于青铜时代并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2014年启动的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通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河泊所遗址环境承载模式为“台地-水系”相间分布的格局，而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则确定这些台地为具有不同功能分区的生活、生产居址。2021年至2022年在河泊所遗址的上蒜第一小学片区，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在内的837枚封泥和“滇池以亭行”在内的大量简牍，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和交通状况等，是汉代设立益州郡，对西南地区进行有效治理、开发的重要见证。同时，在这里还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大量的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在内的建筑遗物，表明这一地区有高等级的建筑，此地极有可能是益州郡的郡治。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可以构建起滇中地区迄商周至秦汉时期的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还可见到设立益州郡之后，由封泥和出土简牍所呈现的考古文献记载表明汉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实施了有效管辖。从这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边疆云南地区是如何从多民族聚居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

湖南桑植官田遗址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莫林恒

官田遗址本次发掘收获多项重要考古发现，包括新发现了多种类型的加工炉遗迹、加工作坊遗迹。发现大量陶瓷器、金属器、石器等，发现一系列冶铸遗物包括铸范、炉渣、坩埚及铁屑等。发掘成果具有重要价值：1.明确了官田遗址是以生铁为原料，集熔铁、铸造、退火、锻造、精炼等工艺技术为一体，并兼营铸铜的多金属生产作坊，为目前南方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汉晋时期铸铁遗址。新发现的各类加工炉形态独特、功能较为明确，具有显著地方特色，填补了古代铁器生产、加工等研究的多项空白，是南方地区汉晋时期手工业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铁工场的功能布局、炉型特点及生产加工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2.冶炼铸造，是中国古代社会长久繁荣的经济与技术基础之一。在秦汉时期，中国独特的生铁冶炼技术和管理制度奠定了秦汉帝国在世界文明中的领先地位。中国钢铁冶炼和铁器制造技艺不断从中原向周边区域扩散，在曾经的边陲武陵蛮地区的官田遗址发现生铁冶炼铸造技术，这为中国钢铁技术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例证。3.官田遗址的发掘，不仅解决了汉晋时期武陵山区铁工业的技术、作坊布局、产品类型等具体的考古学问题，更为认识汉晋时期南方地区郡县冶铁手工业和乡亭里基层聚落铁器生产提供了宝贵资料。对研究古代钢铁技术传播、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具有重要价值。

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魏坚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2018年至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连续5年的考古工作，在基本厘清城址布局结构和年代序列的基础上，清理出唐代的院落遗址、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的浴场遗址、唐代至元代的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等特色鲜明的遗存，出土了种类丰富、风格独特、内涵多元的遗物，其中包括题材珍贵的景教壁画以及汉文、回鹘文和叙利亚文等多种文字遗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成果。唐朝墩古城始建为唐代庭州蒲类县，是唐朝中央政府在天山北麓构建的军政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浴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工作均为国内首次开展，二者东与中原至东南沿海地区，西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的同类遗存具有显著关联，鲜活再现了丝绸之路沿线东西交流的历史场景。佛寺与景教寺院在古城内长期共存，并同处城址中轴线之上，印证了当地社会多元兼容的宗教信仰。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充分展示了丝绸之路上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交融的繁荣景象，从宏观视角上，将欧亚大陆以丝绸之路为轴线进行了有机串联，具有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学术价值。

西藏曲水温江多遗址

发掘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席琳

温江多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才纳乡拉萨河下游左岸的一处扇形冲积谷内，海拔约3600米。这里是吐蕃时期重要的行政与佛教中心之一。目前，在102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清理出了中部吾香拉康周边土石建筑基础、西南塔和东北塔基础、西部龟趺基址等地下遗迹。吾香拉康周边堆积中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建筑基础和灰坑；西南塔和东北塔发现了早、中、晚三期“亞”字形塔基与擦擦坑等；龟趺基址底部以大石块铺底、四周以石渣土围筑，上原有一通无字碑，庑殿顶碑帽、吐蕃时期体量最大的龟趺基座。遗址出土文物以陶质建筑材料数量最多，包括筒瓦、板瓦、瓦当、砖以及部分特殊瓦件，各类材料均有带釉琉璃和不带釉两种，釉色多样，以绿釉莲花瓦当与花口板瓦最为精美。无字碑与唐高宗乾陵和唐中宗定陵无字碑异曲同工，整体形制与拉萨大昭寺《唐蕃会盟碑》、琼结藏王陵《赤德松赞墓碑》等吐蕃高等级石碑形制相同。温江多遗址核心区的全面调查和科学发掘，首次揭示了吐蕃高等级建筑的形制与结构。遗址寺院时期的布局与桑耶寺中心佛殿、四角建塔的基本布局类似，是吐蕃时期王室所建大寺的典型代表。这些发现为研究公元7至9世纪吐蕃与中原唐王朝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材料，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实证。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发掘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

项目负责人：朱存世

苏峪口瓷窑址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发现，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窑炉13处。2021年至2022年围绕Y1与Y2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揭露了包括两座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全新的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并在窑场周围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遗迹。始烧于西夏早期偏晚，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考古发掘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发现了一个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该窑主要生产胎白釉润、透光性超强的精细白瓷。工艺采撷两宋南、北各窑之菁华，原料和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产品质量上乘，以造型和釉色取胜。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对于探索两宋时期我国制瓷业的交流与发展意义重大。第二，揭露了保存好、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首次发现了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首次发现了在制瓷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考古实证发现人工改变制瓷原料性状最早的生产工艺案例之一，这在我国的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第三，找到了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第四，复杂的窑业面貌反映了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

山东济南元代张荣家族墓地

发掘单位：济南市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郭俊峰

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是全国迄今发现的级别最高、陵园附属物最多、一次性出土文字资料最丰富的元代墓地,也是规模最大的元代高等级墓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建筑价值和艺术价值：1.陵园布局的再现图。陵园布局完整，墓地规划清晰，墓葬排列有序，对研究元代汉人，尤其是王侯家族的墓地选择及布局、墓葬形制选择、随葬器物、墓上设施等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2.建筑壁画的顶峰作。张荣墓（M83）是目前全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壁画最丰富的宋元时期单体墓葬，其前后双门楼、八墓室的结构为国内元代墓葬首次发现。仪仗出行、牡丹纹藻井、执戟武士、卷轴式花鸟图等图像为同时期国内罕见。3.汉人世侯的兴衰史。墓地布局、随葬器物、碑刻铭文、墓葬形制规模的变化，体现了以张荣家族为代表的汉人世侯家族兴衰的过程，反映出蒙元时期从最初对汉人世侯的重用到对汉人军户的削弱，为研究元代时期汉人任用制度、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4.民族融合的见证书。壁画和出土陶俑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和半袖长袍、辫线袄、瓦楞帽、髡发等蒙古族服饰、发型，骆驼俑、瓷匜等器物，棺外饰铁箍的葬俗，碑文所载张荣子孙蒙古化姓名等一系列发现，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5.历史名人的活化物。石刻文字约4000字，可与文献相互勘证、补史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