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话题，史书中关于战争的记载屡见不鲜，描述的多是王侯将相如何运筹帷幄，普通士兵会在带甲多少万、斩首多少级中以数字出现，惨遭兵燹的底层百姓往往被十室九空、千里无人烟、白骨露于野等词一笔带过，战争对个体的具体影响，则往往忽略不计。然而历史留下了文物，也留下了战争中个体命运的历史断面。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170余万件（组）文物，这数目庞大的文物中，称得上国宝级文物的只有18件（组），而其中从不出境展览的文物只有两件，其中一件就是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这类器型扁圆的壶类，考古学称其为“皮囊壶”“鸡冠壶”“马镫壶”等，器型来源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最早是皮质的皮囊壶，后仿皮质出现了银质、瓷质、木质的皮囊壶，在辽代尤为流行。盛唐时，国力强盛、文化自信、开放包容，胡旋舞、西域器具等都成了一时风潮。这件带有典型草原特征的皮囊壶正是这种自信、开放的见证，而特殊的是，其壶身上的“舞马衔杯”纹样又同时见证了大唐的由盛转衰。

关于舞马，文献多有记载，《文献通考·乐考十八·乐舞》“倾杯舞”条引述“《山海经》述海外太乐之野，夏后启於此舞九代马，《穆天子传》有马舞之舞，亦信有之矣”。曹魏时，曹植训练了一匹大宛马，献给曹丕，《献马表》说：“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到南北朝时，青海湖附近的吐谷浑人擅长养马，培育的“青海骢”十分出名，《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谢庄传》《梁书·张率传、诸夷传》《北史·吐谷浑传》等，多次记载了吐谷浑向南朝的刘宋、萧梁、北朝的西魏进贡训练过的舞马，宋孝武帝刘骏、梁武帝萧衍也都曾命臣下作《舞马赋》。

进入唐代，舞马成为宫廷宴饮、庆贺中的盛事，规模、演出都达到了顶峰，有众多记录舞马的诗词，宰相张说可能写得最多。张说《舞马词》中说：“彩旄八佾成行，时龙五色因方。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二圣先天合德，群灵率土可封。”“二圣”是指唐高宗和武则天，《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载：“上元元年（674），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但据《新唐书·张说传》记载，张说生于667年，睿宗李旦永昌中（689）才授太子校书郎，而此时高宗已经驾崩，武后临朝，其上述诗文应写在此后。另外，《景龙文馆记》也记载了唐中宗李显景龙四年（710）正月初五，接待吐蕃使者时，在殿中“奏蹀马之戏”，舞马“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吐蕃使者大惊。所以大致在唐玄宗开元前（713年前），至晚武后时期，舞马的规模已经变得庞大，不仅分色、分队列，还能衔杯献寿。也就是说，舞马衔杯纹样的原型此时已经出现了。到了玄宗朝，开元十七年（729），左、右丞相源乾曜、张说率百官上表，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全国休假，宴乐三天（《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诞圣》）。配合千秋节的表演，舞马走向了巅峰。

玄宗命人调教了舞马“四百蹄”，将其“各为左右，分为部目”，起名“某家宠”“某家骄”。到了千秋节庆贺时，在勤政楼下，这些舞马穿着锦绣，装饰着金银珠玉，踩着节奏“奋首鼓尾”，表演曲目《倾杯乐》。现场设置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还有用壮士举一榻，马在榻上舞蹈，左右再辅以装饰华贵的俊美少年当乐工。张说又一连写了三首《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其中一首说“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的不仅是霓裳羽衣曲，还有玄宗的千秋舞马。玄宗仓惶奔蜀，舞马就散了。安禄山看过舞马表演，而且他自己就擅长胡旋舞，所以带了一些舞马回范阳。但很快安禄山也倒台了，这批舞马又辗转到了曾经的安史前锋田承嗣手中。田承嗣是个莽夫，以为就是普通马，将其和战马养在一起。一天，军中开宴会，有奏乐，舞马一听，就开始随节奏跳舞。养马人以为马成了精，上去就打。马以为跳得不好才被打，更卖力、更抑扬顿挫地踩节奏。养马的报告田承嗣，田承嗣也以为是妖邪，让更卖力地打。结果“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等到安史之乱平定，玄宗回到长安，再次夜登勤政楼，身边只剩下高力士和贵妃的侍者红桃。高力士搜罗半天，能找到的旧人只有些梨园子弟。面对仓皇冷清，玄宗亲吹玉笛，命唱贵妃所制的《凉州词》，“曲罢相睹，无不掩泣”。

之后舞马在德宗贞元四年（788）还有出现。《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德宗“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但此时的大唐，京师接连地震，“江溢山裂”，浐河、灞河枯竭，节度使反叛朝廷，与吐蕃连年战争，已不复盛唐气象。再之后，舞马就消失了。

如果说舞马的悲剧折射了大唐的盛衰，那么2002年发现的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金墓，则真实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此墓墓主人名字叫赵励，墓志记载，赵励当过辽人，当过宋人，唯独没当过金人，但他的墓葬又偏偏是金代的。

赵励的先世，居住在山西忻州，往前推五代，他的高祖的父亲，任卢龙节度副使（即幽州，现在北京及附近地区）。后晋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因打不过后唐，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换契丹出兵相助。此后，中原失去了北方屏障，赵励先祖也留在了辽国，几代人都读书做官。

到了赵励这代，赶上了辽末大乱。辽德兴元年（1122），赵励及进士第，授将仕郎。这年，女真在后边一路追击，辽天祚帝在前边一路跑，从张北的鸳鸯泊跑到大同，又从大同轻骑跑进了夹山（一说即呼和浩特的大青山），连传国玉玺都在桑乾河跑丢了。大臣回离保、耶律大石以为天祚帝已死，就立了耶律淳为帝，即北辽，所剩无几的大辽还分裂。没几个月，耶律淳死，皇太后萧德妃摄政，改元德兴，就是赵励及进士第的年号。这个年号维持了连一年都不到，女真又打了过来。燕京守不住，北辽又逃奔天祚帝。天祚帝因另立新帝，杀了德妃，北辽就算灭亡了。耶律大石带了两百铁骑半夜西逃，跑出三万里地，最后建立了西辽。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通高14.8厘米，径2.3厘米，重549克

留在燕京的赵励比较倒霉，刚中进士，就碰到朝廷灭亡。好在赵励祖上是汉人，还能带着家眷归宋。宋朝最开始想趁女真侵辽夺取燕京，但宋军战力实在堪忧，即便面对分裂后几乎快要亡国的北辽。宋军几次出兵，在燕京大臣、居民内应的情况下，都惨败而归。军事打不赢，宋朝又出了招抚政策，我打不过去，但你们可以自己过来。在辽地任职的汉官，归宋的可在边境上换授与辽地相当的官职，但要得到实授，还得到东京汴梁报到，由朝廷正式任命。

赵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拖家带口到了开封。虽然躲过了兵灾，但天不假寿，还没等到朝廷册命，北宋宣和五年（1123），赵励就在招待所同文馆去世了，家属只能将其暂时葬在了汴西的长庆禅院。从埋葬地看，应该是火葬后，以瓮棺收敛骨灰。朝廷为表优恤，又特授其长男亳秀将仕郎。事情的变故还未结束，金天会四年、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又打到了汴梁城下，北宋也亡了。赵励这一家子，又被全家迁回燕京，仓促急迫中，没来得及把赵励骨灰一起带走，留在了长庆禅院。

这之后，金朝立了张邦昌的楚、刘豫的齐两个傀儡政权，原辽境内和原宋境内的人员往来又断了。直到天会十五年（1137），金熙宗废齐国，将整个北方并入金国直接管辖，南北交通才又联络起来。

而赵励的长男亳秀，从宋回燕京的时候，又换了金的官衔，到天会十三年（1135）实授了邢州内丘县主簿。齐国被废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总算能自由交通的亳秀，一开春就请假去汴梁，寻找赵励的丧骨。但到了开封，亳秀傻眼了，大军扫荡后，汴梁城到处残破，亳秀站在城外仓皇四顾，根本不知道去哪找。正在他踌躇徘徊、涕泣交加的时候，众农夫中走出一人，知道长庆禅院在哪，指引他去。可到那一看，长庆禅院已是一片废墟、残砖断瓦，赵励葬于何处又无从下手。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亳秀又碰到了建造墓穴的人，还找到了原来寺院的住持，最终才找到赵励丧骨埋葬地，将丧骨带了回去。

金皇统三年（1143），赵励妻子吴氏去世，赵励家人将他们合葬于“燕城宛平县崇禄里黑山之西南隅”，即现在的石景山八角村。此时，距赵励客死汴梁已经过去了20年，赵励的四个女儿也相继亡殁，并未能等到他的遗骸归燕。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不是过家家，也不是文献中的黑白文字，而是一个个不同命运体组成的悲欢离合。无论是银壶上的鎏金舞马，还是劫后余生的赵励家人，在战争、历史剧变的汪洋大海中，都像一片无依靠的树叶，只能随着风浪颠簸漂流，展示自己的历史断面，提醒后人和平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