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刘贺墓车马坑出土当卢多达106件，分圆形、叶形、葫芦形、桃形、犄角形和圭形，共六类十四亚型，技法高超、纹饰精美、等级较高，为研究我国传统造物设计文化以及文明互融的西汉王朝提供了珍贵资料。
元素角度分析：图案元素组合，通过要素选择、调整布局与微末，避免雷同，以达各具特色效果。刘贺墓车马坑当卢以组合图案元素为技法装饰多出现在犄角形与圭形类型中，以錾刻为主，因陪葬坑出土且錾刻浅细槽特性，尚无法辨认图案元素全部细节，现以两组四件标本为例，展开探讨当卢组合图案元素。
一组是标本12XGDK1:1208（图1）与12XGDK1:1298，12XGDK1:1208纹饰较清晰，最上端为两只凤鸟共含琅玕，凤鸟昂首曲颈、展翅垂尾、单脚伫立、另一脚相抵。双凤尾羽下方各饰一羽人，羽人昂首，向内单脚跪拜，双手伸展，一手在前、向上托举，一手身后、手心翻转向上，呈祈福祷告状。羽人下方饰交龙，双龙首尾相对，昂首吐舌、舌尖相抵，身交呈两环，近相交处肢部均为两肢朝外、两肢向内，上环内饰一展翅飞升神鸟，下环内两只神鸟、一上一下，龙尾处一龟在末端。12XGDK1:1298图案元素与前者相同，均为凤鸟衔珠、羽人、交龙、神鸟与龟，布局也相同，一处细节当卢末端龟明显不同，前者位于交龙尾中央、昂首曲颈、长颈与一龙尾紧靠，似抬首望龙，后者居两龙尾下方，虽亦昂首，幅度不大，关联两者画面，龟似动态。
另一组是标本12XGDK1:1419与12XGDK1:2166（图2），主体纹饰为相交双龙，双龙昂首张嘴、长舌吐出、舌尾蜷曲、身交两处、尾亦相交呈闭环。交龙上方与双尾闭环处各刻一神鸟，尖喙短颈、展翅直飞。不同在于休憩双龙身上神鸟数量，前者一只、位于双龙身交两处而形成的环内，后者两只位于双龙首部与身交中间、一左一右。
比对四件标本，虽均为鎏金錾刻神兽纹圭形当卢，但图案元素选择不同造就整体画面成为两组类别，同时各类通过调整元素布局与微末，避免雷同，使纹饰各具特点，展现了海昏当卢纹样丰富的特征。
艺术角度分析：艺术风格多变，幻想浪漫与具象写实，“精巧”与“稚拙”并存。刘贺墓车马坑当卢纹样构图大气、元素多变、线条简练，组合纹饰常见上下穿插，不盲目追求对称，云纹的流转运用与弧线的延伸任意，增添了画面的灵动洒脱。其纹饰既有幻想浪漫的龙、凤鸟、金乌、神鸟等神兽与羽人，也有狼、鹿、蟾蜍、牛等写实的具象动物，前者彰显神秘灵性，后者昭示质朴大方。
同时，大量当卢纹饰线条走向流畅、似行云如水，工匠以巧妙工艺制作灵动纹饰，艺术风格尽显“精巧”。但不少当卢装饰技法略显“笨拙”，线条运用对比稍显“稚嫩”。以前面所述两组标本为例，正是“精巧”与“稚拙”风格并存的典型代表，两组标本均錾刻神兽纹，第一组交龙尖牙杏目，身躯比例匀称、线条圆润流畅、简单干练，将龙的霸气与兽性刻划得淋漓尽致，而第二组交龙圆目卷舌，身躯比例不匀称、线条略显随意与洒脱，刻划出可爱与活泼龙的形象。尤其后者錾刻神鸟线条更显随意，寥寥几笔简单线条构成飞向天际的神鸟形象，用稚气描绘神秘世界，极具特色。此外，模型捶打与錾刻工艺的灵活运用，为刘贺墓车马坑当卢多变的艺术风格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精品纷呈。
文化角度分析：文化意象深厚，主要有以珍禽瑞兽表达祈福长生和以猛兽捕食具象勇武力量两种寓意。刘贺墓车马坑当卢除少数素面或乳钉纹外，其他纹样主要蕴涵两类精神风貌。
一类是通过珍禽瑞兽（含单体与组合）的神性，表达向神灵祈福、甚至另世重生、灵魂不灭以达永生长存的美好期冀。以《海昏侯墓地符号世界：当卢纹饰研究》和《海昏侯墓出土当卢纹饰图像试释》为代表的系列论文对这类纹饰做了专题研究，提出海昏当卢纹样构建了海昏国人对于彼岸世界认识、四神崇拜等学术观点，虽各有差异，但将其他动物灵性赋马，提升其神性，以珍禽瑞兽表达美好期冀的基础观念是一致的。
另一类则是描绘猛兽捕食画面，例如标本12XGDK1:57（图3）小狼噬牛图案、标本12XGDK1:401（图4）双狼逐鹿均是此类纹饰，通过猛兽追捕、噬咬猎物的紧张画面将动物的力量与速度具象化，运用在车马额饰的当卢之上，以赋予马猛兽的力量与速度，彰显马主人勇武形象。除这两件标本，此类纹饰在刘贺墓车马坑其他车器如狼追逐鹿图案的鎏金花瓣形青铜盖弓帽、刘贺墓玉石器如双狼噬猪纹石嵌饰，以及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如四只猛虎两两成对咬住牛的长方金牌饰亦是体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中国北方狄—匈奴系统文化（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历史上匈奴称“胡”、属游牧民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反映了他们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刘贺墓车马坑当卢此类纹饰的发现是汉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凸显了西汉王朝文化包容多元的特点与魅力。
（本文为2022年江西汉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海昏侯刘贺墓车马坑出土当卢综合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2WW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