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关于其文化来源学者探讨较多，目前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认为铜牌饰不是单一的文化来源，而是综合多个文化来源而出现的新器物。由此学界进一步细化了铜牌饰的内涵，从形制、纹饰、材料、技术、制作工艺等不同方面，深入探讨每一方面的文化来源。

如陈国梁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汇聚了二里头文化边缘地区的铜矿和绿松石矿、西方或北方的冶金术、海岱地区的绿松石加工方法、龙山时代粘嵌技术、新砦和陶寺文化的龙纹主题图案等多种文化来源而创制。王青先生认为铜牌饰的铸造技术来自西北地区，绿松石镶嵌技术和纹饰形象寓意等文化因素源自东方地区。

笔者赞同二里头文化铜牌饰为多种文化来源共同融汇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对铜牌饰的形制及部分纹饰的来源略有浅识，试论如下。

刘学堂先生最早提出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来源为西北地区，惜未论证。陈小三先生从方形铜牌饰的整体形态、穿系方式、图案纹样等方面详细论证，认为其形制和纹饰来源应为西北地区，可能存在哈密地区→四川盆地→二里头遗址的演进路线。整体形态的演进序列为：倒梯形（哈密地区）→倒梯形、长方形（四川盆地）→倒梯形、长方形、亚腰形（二里头遗址）。穿系方式的发展序列为：从器身两孔、周缘两钮（哈密地区）→器身两孔、周缘四钮（四川盆地）→周缘四钮（二里头遗址）。图案纹饰的发展序列为：未镶嵌绿松石的素面、网格纹牌饰（哈密地区）→未镶嵌绿松石的素面及网格牌饰、镶嵌绿松石的网格兽面纹牌饰（四川盆地）→镶嵌绿松石的网格兽面、兽面纹牌饰（二里头遗址）。

陈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方形铜牌饰的形制来源（整体形态和穿系方式）及网格纹来源的认识，笔者基本认同。近年来公布广河齐家文化博物馆收藏的1件铜牌饰，可进一步补充网格纹的来源。

方形铜牌饰的网格纹，以天山北路墓地的牌饰最为简单原始（图一，1、2），与之接近的是四川盆地的牌饰（图一，3、4、5），均呈树枝状，但四川盆地与二里头遗址M57牌饰之间的纹饰演变不甚清晰。广河发现的这件牌饰形制为倒梯形或长方形，穿系为周缘四钮，纹饰为网格兽面纹（图一，6），与美秀博物馆藏铜牌饰最为接近（图一，7），正好介于四川盆地至二里头遗址牌饰的演进序列之间，填补了其中的缺环。该牌饰的绿松石均已掉落，在其中央网格的横梁上，上下均凸有尖刺，形成一道不连续的中轴线。哈密地区、四川盆地的网格纹牌饰均有连续的中轴线，美秀博物馆和二里头遗址M57的网格纹牌饰均无中轴线（图一，8），表明广河这件牌饰年代应早于美秀博物馆和二里头遗址M57的网格纹牌饰。由此可知，二里头遗址M57成熟形态牌饰的网格纹应是在哈密地区树枝状网格纹的基础上，简省中轴线，增加兽面纹而成，这进一步明确了二里头文化牌饰的形制与网格纹饰应源自西北地区。

另外，以往学者研究二里头铜牌饰的来源时，集中关注于方形牌饰，而对圆形牌饰注目甚少。二里头遗址内发现有4件圆形牌饰，1件出自墓葬ⅤKM4，3件出自墓葬ⅥKM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圆形牌饰ⅤKM4:2，该牌饰中间为圆形，边缘镶嵌有一圈长方形绿松石片，大小相同，均匀排列。中间圆形与边缘之间镶嵌两周“十”字形绿松石片，外周较大，内周较小。每周13个，排列整齐。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图二，1）。

非常巧合的是在新疆天山北路墓地也出土有1件圆形牌饰，与前述2件方形牌饰出于同一墓地。该牌饰呈圆形车轮状，中间有圆形，圆形外有放射性线连接边缘圆轮，轮外有一周大小相同、均匀排列的齿状装饰，尺寸不明（图二，2）。

观察这2件圆形牌饰，可以发现它们的形制、纹饰、构图，极为相似。除了外形均为圆形外，还具体有四个相同点：第一，中心都有圆形；第二，外围都有一周圆轮，二里头牌饰圆轮较窄，天山北路墓地牌饰圆轮较宽；第三，边缘在圆轮上都有一周整齐排列的齿状装饰；第四，中心圆形和外围圆轮之间均有形如辐条状的连接或装饰。

由形制和纹饰的相似性可知，二者应具有文化上的源流关系。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圆形牌饰的期别目前不明，但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整体上早于或同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二里头遗址ⅤKM4圆形牌饰的期别为二里头三期，属于二里头文化的较晚阶段，其年代应晚于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圆形牌饰。二里头遗址ⅤKM4圆形牌饰镶嵌有绿松石，制作工艺精细，而天山北路墓地圆形牌饰无绿松石装饰，制作工艺原始，亦可佐证二里头遗址圆形牌饰的年代应晚于天山北路墓地的圆形牌饰。因此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ⅤKM4的这件圆形牌饰应是受到天山北路墓地圆形牌饰的影响而产生的。

综上，二里头文化的方形和圆形牌饰，都在新疆的同一处墓地，即天山北路墓地找到了形制、纹饰极为相近者。这已不是孤例，应非偶然，二者应具有源流关系。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方形和圆形牌饰，形制和纹饰均较二里头文化牌饰简单原始，年代也稍早，可知二里头文化的方形和圆形牌饰的形制、纹饰来源应为西北地区。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