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在国家文物局组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支持下，沈阳市博物馆举办题为“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展览，这为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这两个史前文化的比较创造了方便条件。

20世纪80年代末，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考古新发现刚公布时，黄宣佩先生就通过玉器的比较，提出红山与良渚为两大原生玉文化中心。马承源先生则从文化交流角度提出：“比良渚文化为早的红山文化的一些玉器连同他们一部分的文化影响在较早的时期内到达长江三角洲，从而为良渚文化吸收融合而丰富自己的文化面貌，这已不仅是可能，而且有考古遗存的实物证据。”此后又有多位学者对此课题发表过重要观点。

现根据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对这两个史前文化作进一步比较研究。

以祭祀礼仪为主要功能的都邑出现

由“坛庙冢”组成的牛河梁遗址群，为红山文化的中心。红山先人善于选择多岗丘的山梁，按高低主次布置多类型的祭祀建筑。其中位于山梁顶部第一地点的山台由多个台基组成，周边设护坡式石墙为北方石城护坡式城墙特征。台内南部有半地穴式、多室又联为一体、壁绘彩画的女神庙，庙内置约相当于真人2倍、真人原大的群神和围绕其间的约当真人3倍的主神，熊、鹰等动物神以及陶薰炉、彩陶祭器等。山台的北部边缘堆有与女神庙同类但不同型的诸多仿木建筑构件和人体塑像，从其中约相当真人3倍的大耳和有蜂窝状饰的建筑构件分析，其制作均较女神庙同类遗存精良，暗示山台北部有规格更高的庙宇遗迹，惜原址已无存。已经发掘的4个地点，积石冢和积石冢群都设有中心大墓，冢内南侧置附属墓的规律，体现以王者为主的社会等级分化，坐落于山岗之巅、层层高起的冢体有如后世山陵的景观；其中规模最大的第二地点冢群中心揭露出外径达22米，坛界起不等距三层圆，各圈距离的比例符合二分（春分和秋分）二至（冬至和夏至）的天文观察规律，是为与后世天坛结构相同的祭天圜丘。

1985年苏秉琦先生主要根据牛河梁坛庙冢的发现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它们联系起来的新概念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已找到了线索。” 可知，古国有固定含义：既具备国家形态的主要标准，又不同程度保持着一些原始性和过渡性。拥有都邑基本要素即庙宇、祭坛和山陵的牛河梁遗址，是古国的典型代表。

良渚古城则有所不同，无论城墙和城内建筑还是墓地，大都置于平地，以人工构筑的高台层层托起，位于城中心偏北的莫角山东西长约670、南北宽约450、残高10米的超级巨型高台建筑是良渚古城的中心，反山王陵在城内莫角山台基的西北方向。从良渚到周边福泉山、寺墩所出玉琮等，都饰统一的人兽组合的神人兽面纹，被视为已具统一信仰，有学者分析为人骑兽作法形象，神人当为巫者，根据陈梦家先生商王为大巫的观点，巫可转化为神。从古城建筑、城内外被誉为“土筑金字塔”的墓地到随葬成组玉器和统一的神人兽面花纹，良渚文化所见祭祀礼仪气氛浓烈。推测莫角山巨型建筑有神人所居之所和规模相应的大型神像，从而良渚古城与牛河梁遗址一样，都是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

中轴线布局的起源与形成

1979年发掘的东山嘴遗址南为圜丘，北为方形建筑址，东西两侧石墙左右对称，已透露出以南北中轴线布局的线索。牛河梁遗址规模最大的第二地点的五冢一坛，虽建于东北到西南走向的山坡，却都设计为正南北方向，祭坛以北不断有祭祀一类遗迹继续向北延伸到女神庙和山台附近，北庙南坛的组合和以南北中轴线布局的规划思路清晰，是为牛河梁遗址群的主轴线。

对于良渚遗址结构布局，牟永抗先生等已注意到莫角山为南北正方向，良渚古城有居中的建城理念。良渚古城选址在两山之间开阔但受洪水威胁的低洼地，为此不惜动员众多人力修筑多道规模巨大的水坝工程。这一强烈的理念追求也体现于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上。方圆结合、以方为主的正方体玉琮，在中国古代玉器中独一无二，其制作有角度（直角）、方向（四面）、尺寸（四个边对等）等高文化含量，制作工序和难度要远大于以圆形为主的诸类玉器。联系反山M12大玉琮等近南北正方向的出土状态，与良渚人筑城重正方形、南北正方向的理念完全一致。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寺墩遗址人工沟洫围绕的方正平面布局与玉琮的俯视图对应。良渚古城的中轴线布局还突出体现于城门的设置，四面城墙各开二水门以导航，唯正南开一陆门，此陆门有三墩四门道，门道由西向东分别宽8（旁门）、18、20、18米，当为设中门的三门制。陆门南有由北向南分布的墓葬群（以头向北的女性墓居多）、出大量精美刻划纹黑陶和漆木器、具祭祀性质的壕沟、土台和码头，从城内到城外，南北中轴线布局明确，且较牛河梁遗址更为规范。是继红山文化之后，开中国古代都城南北中轴线布局先河。

由以上比较可知，无论牛河梁坛庙冢还是良渚古城内外建筑址、墓地和堤坝，都是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宗教中心，宗教中心即政治中心，它们分别代表着古国时代先后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良渚文化从古城到玉器，所具有的规范化和大中心下多中心，已具方国特征，故还可以从方国的标准衡量，即良渚文化为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的方国。

以玉通神为礼和连续性文明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作为东方沿海南北两大区域的原生型玉文化中心，各显区域特色，又有相近的特点。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良渚文化的“玉敛葬”都是“以玉事神”为礼的见证；神化的龙、凤、龟、鸟等为共有的通神工具；良渚文化多见与织丝有关的因素，如玉蚕蛾和陶器上所饰蚕纹甚至有丝织物保存，红山文化也出有神化的蚕蛹，是玉帛融合，中国礼制和谐本质的体现。在工艺上，红山文化除管钻，琢磨以外，普遍使用片切割和减地阳纹，以追求玉质地的最大限度发挥达到通神最佳效果。良渚文化玉器虽以形制规范化和细密如毫发的刻线阴刻线为主，但重要玉器平面上的浅凹打洼和人兽组合纹的五官等各部位的不同层次和五官的细部，都使用了减地浅浮雕和阴线微雕相结合的工艺，同样起到以规整而有起伏的底面衬托出主题庄重而又神秘的效果。良渚文化琮、璧、钺的固定组合和成组玉器，已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规范的玉礼器制度。红山文化玉器组合较明确的，是半拉山发现的钺璧龙组合，与良渚文化钺璧琮的组合比较，分别突出了各自最具代表性的玉类——玉龙和玉琮，都是该文化最主要的通神工具和权力象征物，也是对外传播最广和人群迁徙的指示器。新近在河北省张家口宣化洋河南到涿鹿桑乾河流域发现大规模红山文化积石冢群，随葬玉器以玉龙最为醒目，是红山先人越燕山南下的进一步证据；以玉琮为标识器可以追寻到良渚文化北向西进到达陇西高原的踪迹，它们各自同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前后期主要代表群体的活动轨迹相吻合，当非偶然。

红山文化以大东北为背景，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良渚文化地处面向海洋的水乡，以具神圣性的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两者都是在物质基础不充裕条件下，精神领域超前发展，在与大自然天地神灵和谐沟通取得政治权力的连续性文明（张光直，1984）。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各自和彼此间的多元交汇，兼收并蓄，催生突变与创新，产生强大的传承力和凝聚力，是中华文化和文明连绵不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