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葡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吐鲁番，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小学课文《葡萄沟》，让吐鲁番的葡萄名扬天下，多元文化交融交汇形成的葡萄文化也是吐鲁番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吐鲁番也是世界著名的“地下文物博物馆”，丰富的考古和文献资料，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葡萄在吐鲁番的传入及向外传播、葡萄酒的酿造发展、葡萄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等提供了直观而翔实的资料。

葡萄在吐鲁番的种植历史

葡萄，也称草龙珠、蒲桃、山葫芦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之一。与苹果、柑橘、香蕉并称“世界四大水果”。传统观点认为距今7000年左右，葡萄在地中海沿岸开始种植，春秋战国之际传入西域，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被带回中原地区种植。直到2003年吐鲁番洋海墓地发现，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认识。在洋海墓地2069号墓中出土葡萄藤一枝，全长1.16米、宽2.3至2.7厘米，厚1.1至1.5厘米，根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在距今2300年左右（图1）。该发现将我国葡萄种植的历史向前提了200年左右，同时也证明，吐鲁番种植葡萄的历史至少已有2300年。南北朝至唐代，高昌地区（吐鲁番）葡萄种植较为兴盛，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私人契约文书中，出现了大量有关葡萄园租赁、买卖、浇水、雇佣等内容。除私人外，官府、寺院也大面积进行葡萄种植，根据《高昌延昌酉岁屯田条例得横截等城葡萄顷亩数奏行文书》记载，当时官府管辖的“屯田”中，有葡萄田一顷九十三亩半。《高昌诸寺田亩绢帐》记载，各寺院普遍有葡萄田，面积从十三亩到六十亩不等。宋元时期，回鹘人来到吐鲁番之后，依然从事葡萄种植。

吐鲁番葡萄种植酿造与社会生活

吐鲁番葡萄酒酿造在中国古代也很著名，《梁书·高昌传》记载：“出良马、葡萄酒、石盐”，《北史·高昌传》记载：“多五谷……多葡萄酒”。丝绸之路开辟以后，葡萄酒的酿造技术沿着丝绸之路逐渐由西域传入中原，吐鲁番在葡萄酒酿造技术的传播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葡萄酒踩工序使葡萄酒变得更加透明。最晚至十六国时期，吐鲁番出现了过滤技术，《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踏浆”之法，此过滤技术和西方不同，却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2004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距今1700年的古墓壁画《庄园主生活图》（图2），这幅壁画长2.5米，宽约0.6米，用图画的形式记录了1700多年前高昌人酿造葡萄酒的场景：在一个曲足案上放置一个大桶，旁边有一人把弯曲的棒状物伸向桶内。桶内约三分之一的部分画满了小圆球，可能代表葡萄果实，在此之上还有一条横线，或许代表压榨出的葡萄汁。在曲足案下还放置了一个陶罐，用来盛放桶内流出的葡萄汁。为了形象地反映出葡萄汁的过滤过程，曲足案的侧面被特意画成网格状。这幅图清晰地再现了葡萄从榨汁到发酵的全过程，表明葡萄种植及酿酒业在高昌国时期已经成为吐鲁番地区生活的主要部分。

酿酒业的发达除需要成熟的过滤技术外，专业的过滤器具也是不可或缺的。吐鲁番木纳尔墓地还出土了用于过滤的陶盆，陶盆的底部有细密均匀的小孔，想必是用于过滤葡萄酒或是葡萄汁，这件文物是吐鲁番本地葡萄过滤技术成熟的有力证据（图3）。

在十六国时期，饮葡萄酒是古代高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无论从文书还是从出土文物来看，这一时期与葡萄及葡萄酒相关的内容随处可见。阿斯塔那古墓二区一号墓出土了一幅绘画作品，该幅画为纸质，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吐鲁番人的社会生活场景（有弓箭、葡萄树、牛车纺车等），纸画的题材、构图布局，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渊源，是在中原影响下古代吐鲁番人民根据高昌地区文化特点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构图形式。纸画中的人物既有汉人又有胡人形象，表现的是当时各族人民日常劳作及宴饮的场景（图4）。

纸画中大大小小的酒具，可以和吐鲁番出土的各类陶器等联系起来。三足鼎（图5）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庄园主生活图》右侧桌子上摆放的三足器具极为相似，应该是同款盛酒的器具。此种类型三足鼎在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巴达木墓地、交河沟西康氏家族墓地都有发现，出土数量很多，鼎身上多绘有联珠纹样。木纳尔、巴达木、康氏家族墓地均发现有粟特人的墓葬，结合纸画中饮酒的胡人形象，考虑粟特人喜爱葡萄酒的习性，可以推测《庄园主生活图》中的主人应该是粟特人。

吐鲁番发现最早的饮酒具是洋海三号墓地出土的角杯，多以牛角制成，加工精制，有些安装皮耳，截取牛角上半部，去除外皮，安装木底，有的截去牛角尖端后塞上木塞，形制如“来通”（图6、7），通透圆润，为距今2300多年的饮酒器。

至于葡萄酒的发酵和储藏，吐鲁番出土有南北朝时期的酿造和储藏葡萄酒的“大陶缸”（图8），之所以认定它是酿造或储藏葡萄酒的陶缸，是因为它的器型和格鲁吉亚出土的四五千年的陶制酒坛与埃及墓葬壁画中的陶制酒坛非常相似。

对吐鲁番葡萄纹饰的认识

葡萄以其精神领域的象征意义和物质层面的实用意义，一直在植物纹样装饰母题中独树一帜，意义非凡。这里就从实物如织物、铜镜和宗教领域中的葡萄纹饰讨论它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表现。

魏晋时期大量植物纹样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与中国本土的装饰艺术相结合，从而诞生了唐代灿烂辉煌的植物花卉纹样。从现有的出土资料来看，吐鲁番的葡萄纹样装饰应用于壁画、纸画、丝绸、铜器，向我们展示了千姿百态的美。如阿斯塔那墓葬壁画中的葡萄园，巴达木墓地出土的葡萄纹铜镜（图9）等，都体现出把葡萄作为特殊装饰的审美倾向。当然，作为供奉神灵的葡萄，不能仅仅是一种装饰，它应该有更广泛的文化内涵，值得人们去挖掘。

葡萄装饰纹样，不仅包括写实图案，亦包括对事物形象简化后作艺术性的写意装饰。前者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事物的属性，后者其实是一种将事物重要特征保存下来的手法，具有规律化、秩序化的工艺特点，因此也就更容易蕴含某种特定的文化内涵。在物质的相关功能上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同时，还重视造型、装饰等审美因素的精神需求。因此吐鲁番出土的纺织品、铜镜等，在满足人们日常使用的基础上，装饰葡萄纹图案还体现出人们的审美需求，而这种审美需求常常具有某种暗示。吐鲁番宗教壁画、纸画中的葡萄图案具有特殊的含义，虽然专家意见不一，但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吐鲁番出土的蔓枝葡萄纹铜镜和胜金口葡萄壁画在葡萄纹装饰上极具代表性，这里主要讨论它们的象征意义。在遥远的西方，苏美尔人及埃及人把葡萄树称作是“生命之树”，苏美尔国王古迪亚把葡萄酒当作丰收神赐予的饮料。“生命之树”在苏美尔文化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不同形态的符号，融合了葡萄、石榴、枣椰等植物的特点。葡萄树象征阴性，枣椰树象征阳性，其实这是一种生殖崇拜。

人们通过葡萄来寄寓一种幸福祥和、丰产多子的愿望，这是生殖崇拜的体现。葡萄坚实累累的特质和天然的三角形外观，使葡萄自然而然地具有人们审美需求外的一种信仰力量。像铜镜和精美的葡萄纹锦制作的服饰，多是女性使用，这本身就暗含了一种多子多福的意味。这和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出土的镶嵌小花紫草果实的三角纹木桶如出一辙（图10）。小花紫草的三角纹图案，被学者认为是一种生殖崇拜，三角形的纹饰即是女性生育的象征，葡萄的这种三角形图案外观进入生活领域后，被赋予作丰产多福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