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与黄河一起同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共同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长江流域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区域。从两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长江流域就开始有人类居住。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流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中下游的江汉地区和环太湖地区则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青铜时代，巴蜀、荆楚、吴越等多种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交汇融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重要特质。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到了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当时全中国的重心所在。可见，长江流域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素有“一部长江文化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之称。

重庆是长江上游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之一，作为重庆重要的文化宣传窗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于7月27日推出了筹备近一年的原创大展“玉出大江——长江流域史前玉器特展”，正是“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玉器以其特有的质地、光泽与纹理受到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喜爱，中国使用玉器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玉器的地区之一。由石器发展而来的玉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佐证，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一般而言，中国玉器经历了从单纯美的装饰到具有通神与礼仪性质的瑞器，而后又回归装饰功能的发展过程，其中史前社会晚末期阶段出现的玉礼器，是研究礼制起源的重要对象，从某种程度上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可以认为，玉器以其特质已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物，从而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玉出大江——长江流域史前玉器特展”是首个以长江流域史前玉器为主题的展览，在约800平方米空间范围内，集中展示了长江流域史前主要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性玉石器300余件（组），主体分为“璞玉初现”“美玉琳琅”“礼玉煌煌”“玉归华夏”四个单元，按照起源、发展、繁荣的时间脉络，辅之以工艺介绍版块，通过一定的分类与组合展示，向观众展现长江史前玉器独特的文化、艺术乃至科学价值，并试图从玉礼制形成的角度揭示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长江流域有着悠久的用玉传统，在距今7000年前后就出现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玉饰品如玦、璜等。在此之前，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中出现的刻纹石棒饰，下游跨湖桥文化中出现的璜形玉器，可视为长江流域玉器的先声。

距今7000至5500年，长江流域的农业得到显著发展，人口增长，以玉石制作的装饰品在一些遗址中开始频繁出现，尤其在长江下游地区，玉器的数量与种类极大丰富，耳饰、项饰、臂饰皆有。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以及与之邻近区域的河姆渡文化都发展出以玦、璜为特色的玉文化，稍晚的北阴阳文化还开始出现可称为组璜的佩饰。这一时期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间的交流也逐渐开始增多，可以看到，中游的大溪文化与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玉璜中都有锯齿状的装饰风格，也有跟崧泽文化半璧形玉璜形制基本一致的玉璜出现。

这一时期晚段，长江流域多地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聚落，大溪文化还出现了城壕、城墙、城门、道路等遗迹清晰可辨，城内布局基本清楚的早期城址。城市是聚落的最高级形态，它的出现具有标志性意义，结合此时墓葬随葬品多寡现象的大量出现等因素考虑，可以认为此时社会的阶层分化变得逐渐明晰，迈向文明的步伐正在悄然加速，而琳琅满目的玉饰则是有力的佐证。

在距今5500至4300年的长江流域，区域性中心聚落逐渐增多，如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凌家滩遗址、良渚遗址等。比如位于长江下游浙江省余杭区瓶窑镇、良渚街道境内的良渚古城遗址，主要由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城址区4个部分组成，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体现出其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不仅有规模宏大的都城与复杂先进的水利设施，还用玉器建立起了一套明确阶层与信仰的礼制规范（统一性仰），一般认为其已经建立了早期的区域性国家，或可称为“良渚古国”，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玉料选择考究，制作工艺精良，纹饰精美复杂。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大量成组玉器，不只是用于美化身体的装饰品，还作为与神灵沟通的仪式用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社会等级分化的标志物。从距今5500年开始，当文明的繁星在中华大地熠熠生辉之时，以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走向了玉文化的巅峰，从某种程度而言，玉器则正式开始向着礼器的方向发展。

到了距今4300至3800年，华夏大地已是古城星罗棋布，进入到王国阶段，中华文明进程“多元一体”的格局初步显现。此时，长江流域发展出新的用玉中心，位于中游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以玉人（神）面、玉虎首、玉蝉、玉凤鸟等小型玉雕为特色，体现出高超的设计理念与制作水平，其大量出现的人物与动物形象极有可能是当时社会活动的缩影，对后世玉器乃至青铜器的纹饰母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兴起于长江流域的璧、琮、璜、琥与黄河流域的圭、璋，构成了先秦儒家认知中的瑞器组合，成为中国玉文化绵延不衰的根基。当青铜时代即将来临之际，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玉器逐渐融合，成为华夏文明中最耀眼的“明星”。在中华大地，从北到南，自东到西，从莹莹美石到煌煌瑞器，玉在时间的江河中凝聚成璀璨的结晶，成为华夏文明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两千年前，袁康在《越绝书》中写道：“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由是，上古时期或曾有过一个以玉为工具、为神物的时代。

两千年后，长江流域出土的大量史前玉器，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那个遥远时代的剪影，更让我们领悟到中华文脉中绵延数千年的崇玉心理根植何处。

玉出大江，琼琚生辉。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莹润的玉石为我们串起了一条展示长江文明魅力的多彩珠链，也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起源铺陈了一条别样生动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