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大潮冲击下，大量外来词汇进入汉语世界，“美术考古”是其一，最早是1929年上海乐群书店出版，郭沫若（1892-1978）从日文翻译的《美术考古发现史》，这本书是德国学者阿道夫·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 1835-1910）1906年出版的著作。1941年岑家梧（1912-1966）《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是中国人自己讨论美术考古之始。而更多地进行美术考古研究则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21世纪以来的当今蔚为大观，可称显学。

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出版，其中有“美术考古学”条。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四川大学的罗二虎开始发表他的美术考古研究成果，当然，走上美术考古研究之路在此前，一直持续不断，至今依然。最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美术考古研究成果集——《永生与现世：罗二虎美术考古论文集》，集中收录的22篇论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美术考古研究成果。

综观本集所收论文，除了关于旧石器时代美术、古代墓葬中龙形象、宋代装饰石室墓的三篇文章外，主要研究对象是围绕西南地区汉代美术考古展开的，而且提炼出了西南地区汉代画像题材内容的主旨是墓主升仙。

对西南地区汉代美术考古，用功最多的是对画像本身的研究，即论文集的第一部分，共11篇文章，占论文集所收文章的一半。

在《中国西南汉代画像内容分类》一文中，罗二虎确立了自己对画像内容分类的原则：“墓葬中普遍出现的画像内容应是当时流行的丧葬观念的反映，而很少出现的、较为特殊的画像内容则常常可能是表达了墓主人个人的愿望，体现出墓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据此原则，他把西南地区的汉代画像分为三类：“（1）神仙仙境与升仙。附：墓主生活（社会生活）、历史人物故事、生殖崇拜。（2）驱鬼镇墓。（3）吉祥。”（4页）

在分类的基础上，又撰《中国西南汉代画像内容组合》一文，对坟丘墓、崖墓、石棺、墓阙分别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画像组合反映的丧葬观念：“西南汉代画像的主题即是墓主升仙。”（28页）

在东汉时期，石棺，尤其是其中的画像石棺，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特色葬具。石棺上的画像一律刻在石棺外壁，除四壁刻画像外，盖顶也有刻画像的。《汉代画像石棺研究》一文，从结构与类型、渊源与兴衰等十个方面，对西南地区的画像石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认为是当地富裕阶层，其中一部分是当地豪族使用的葬具（58页）。其上的画像，是中原地区的画像传来之后，与本地文化传统结合而产生的（59页）。其衰落则与蜀汉打击豪强，以及魏灭蜀后，迁蜀近臣劝蜀人三万家内迁有关（61页）。

以上三篇文章，以及收入本集的《川渝地区汉代画像砖墓研究》《东汉画像崖墓研究》等都是罗二虎全面分析西南地区画像资料基础上，较多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画像石题材内容与建筑形式进行的综合研究，体现了他扎实的考古类型学基本功。收入本集中的《墓砖的年代学研究——以淅川泉眼沟汉墓为例》同样是考古类型学运用的实例。论文集出版后，在2024年第3期《考古学报》上发表的《汉代石阙研究》则延续了这一研究路数，体现了考古专业毕业，又当考古学教授的本色当行的功夫。

在聚类综合研究的同时，罗二虎也对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南溪县城郊乡长顺坡的两座砖室墓内分别出土了2具画像石棺，资料报道都不够全面，罗二虎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4具画像石棺的资料，且配有画像线图。他认为4具石棺画像风格一致，画像主题都是墓主升仙（83页）。《长宁七个洞崖墓群汉画像研究》一文首先对画像进行了重新描述，并配有画像、题记、内容等的位置实测图，在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七个洞画像的四个特点：其一，崖墓内（包括门框）画像布局的整体性较强，但墓外画像无统一布局，显得较为零乱，给人的感觉是多次制作而成。其二，崖墓内画像基本均为浮雕式，仅在局部刻画中加用阴线刻技法，但墓外画像基本仅用阴线刻技法。其三，崖墓墓内画像制作精美，艺术造诣较高，墓外画像与之相比，明显粗糙幼稚。其四，同一题材的画像，其墓内表现形式完整，但墓外画像却经常以省略形式表现（194页）。他认为墓内外画像风格的明显差别，是工匠来源不同。“制作墓内画像的画师和工匠可能来自外地或师承外地的画师和工匠，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造诣；制作墓外画像的画师和工匠可能为本地的民间画工，专业素养和艺术造诣明显不如前者。”（195页）而崖墓壁上刻画的特殊符号则与早期道教，尤其是天师道有关（197页）。渠县是汉阙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有6组之多，罗二虎专文对这6组汉阙进行了研究（199~215页）。对重庆忠县乌杨阙进行了重新复原，并且认为简报定为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有问题，通过比较，认为其形制与结构和东汉中期的渠县冯焕阙最为接近，图像题材与雕刻技法也相对较早，年代应与冯焕阙比较接近（229页）。对2001～2003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在重庆忠县邓家沱发现的9件石阙构件进行了讨论，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认识：石阙倒塌的年代应在东汉时期或更早，左阙有与右阙相同的阙顶，阙应与长江在此的流向基本垂直，面向东南，根据自己的研究对阙进行了整体复原，并认为阙的年代为东汉中期前段（233~246页）。

在对西南地区汉代画像本体，如建筑、图像题材内容等进行研究的同时，罗二虎也极为关注画像与社会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西南地区的汉代画像墓兴起、盛行与衰落与西南豪族的举起、发展与衰落关系密切，大体同步（249~278页）。画像上的特殊符号与道符、特殊人物与道士，以及炼丹图、秘戏图等，都与早期民间道教有关，道士在丧葬仪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便是超度死者的亡灵升仙（279~293页）。他将汉代画像上常见的“启门图”定义为“仙人半开门”图像，认为它不但揭示了墓主人希望升仙的愿望，还勾勒出了汉代人们想象和实践中的一种新的升仙程式，即由启门人做仙境入门的具体执掌人的程式，并由此凸显了道士在升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94~308页）。他认为“弋射收获”画像的年代为东汉晚期至东汉末年，下限可以蜀汉前期，并由图像呈现的收割方式推断出汉代四川盆地可能普遍存在用铚一类的摘穗工具进行收割的方式，并由此论证了汉代巴蜀农业的区域特色——“民食稻鱼”的稻作农耕（309~320页）。

西南地区汉代画像上不仅早期道教色彩浓厚，佛教图像出现也较早，且数量较多。罗二虎指出，西南地区的早期佛教造像绝大部分出现在墓中的某些具有地方特征的明器上，与丧葬活动关系密切，与当地文化关系密切。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造型与南亚早期的佛像接近，因此它们很可能代表了中国最早阶段的典型佛像。钱树是西南地区佛像传播的主要媒介物。西南地区的早期佛教造像与犍陀罗的早期佛像接近，其传入路线也以西北方的可能性最大（323~332页）。1994年秋，罗二虎在陕西城固文管所发现一株摇钱树，其上有标准的佛像，他对摇钱树进行了复原，认为其年代在东汉晚期到东汉末年，这里佛陀的形象是作为天上仙境中一种重要的神灵出现的（333~342页）。他认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佛教造像的年代是东汉晚期至东汉末期，是汉人使用的摇钱树上的附属物，由四川盆地传入，墓葬的主人是汉人，属富有资财的阶层（343~349页）。2001年10月至2002年1月，重庆市博物馆和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在丰都县镇江镇槽房沟东汉墓中出土延光四年（125）摇钱树座，墓内还出土摇钱树枝残件，枝干有佛像，引起学术界的热议。罗二虎在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推测中国本地制作佛像的年代要早于延光四年（350~361页）。

罗二虎的美术考古研究虽然集中于汉代的西南地区，他的眼光并未受此限制，本集第四部分收入的3篇文章即是明证。《近年世界旧石器时代美术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一文展示了他的全球眼光，看到了美术起源时期考古资料发现的重要性（365~387页）。对墓葬中龙形象的研究着眼于全国的考古发现，时代则从西汉至唐宋，是大空间、长时段的研究（388~402页）。该文虽然是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能在《四川大学学报》发表，其学术水平得到了杂志和审稿专家的认可。《泸县宋代装饰石室墓研究》在方法上与研究西南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墓相同，先对墓葬形制与图像内容进行分类叙述，再考察图像的基本组合与布局，研究图像的艺术表现与制作者，认为制作者是专业的石刻工匠，反映的信仰则是传统的“谓死如生”观念，又与道、佛信仰相关，其审美风尚是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恬静，是一种世俗性的风貌（403~448页）。

综观罗二虎的美术考古研究，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详细占有资料。大多数研究资料是自己亲自调查所得，即使是已经发表的资料，他也会重新调查核实，在他的文章中，对此多有叙述。

运用考古类型学分析材料。收入本集的论文几乎都用类型学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让读者看到其间的联系与不同。

研究图像背后的意义。罗二虎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材料分析上，而是以材料分析为基础，研究背后，尤其是图像背后的意义，不论是升仙，还是“谓死如生”，有的还涉及艺术特点与审美风尚。

总体而言，罗二虎的美术考古研究在方法上是比较传统的，得出的认识则往往有新意，且平实，无骇人之语。 （作者单位：山东博物馆）

《永生与现世：罗二虎美术考古论文集》

作者：罗二虎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