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钩流行于先秦秦汉，是用于钩系腰带，或置于腰带上以悬挂装饰物的钩子。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园已出土的带钩，从材质上可以分为玉带钩、青铜带钩和玛瑙带钩三种不同类型。其造型纹饰各异，制作工艺精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

海昏侯墓园出土带钩类型

带钩通常由钩首、钩体和钩钮三个部分组成。试以材质为主要划分依据，对海昏侯墓园出土的带钩做分类介绍。

玉带钩：玉带钩在战国晚期数量和工艺已经达到一个高峰。西汉时期的玉带钩延用战国玉带钩的主流形制，以琵琶形和曲棒形最为常见。海昏侯墓园出土的玉带钩即为曲棒形，器身细长，钩体弧度较小，为整块玉料精细加工而成。

螭纹玉带钩。标本M5-S-83，出土于刘充国墓，白玉质，钩首为兽形，钩体高浮雕一螭龙，龙身弯曲呈S形，长尾回卷，钩纽为椭圆形。

龙首玉带钩。标本M1：1661，出土于刘贺墓，黄玉质，有灰黑色沁。钩首为写意龙形，钩体正中心有两道凸棱，两侧各有一道凸棱装饰，钩纽为椭圆形。

螭纹龙首玉带钩。标本M1：1878-27，出土于刘贺墓，白玉质，有少量褐色沁。钩首以阴线浅雕龙形，龙颈部线刻鳞纹；钩体上高浮雕大小两只螭龙。大螭只有回首的头部以及半截螭身，小螭完整，回首龙身呈S形，钩纽为椭圆形。

兽首玉带钩。标本M1：1878-39，出土于刘贺墓，黄玉质，器表有黑褐色沁。钩首为兽首形，中部饰凹陷棱，上有小凹坑似兽口，兽角弯曲。钩纽为椭圆形。

青铜带钩：海昏侯墓园刘贺墓与刘充国墓共出土青铜带钩6件，其中随葬于刘贺墓主椁室东室南部的3件青铜小型带钩与玉具漆木剑相伴出土，形体较小，推测为剑带钩。另2件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中部，为螭首细长铜带钩，还有1件为刘充国墓出土的嵌宝石铜带钩。

螭首素面铜带钩。标本M1：736-5，出土于刘贺墓，青铜质，钩首为螭首，钩身细长弯曲隆起，素面有凸棱，与青铜筩、漆奁相伴出土，应为装饰衣钩。

螭首嵌宝石铜带钩。标本M5-S-130，出土于刘充国墓，青铜质，钩首为螭首，上嵌椭圆形绿松石。钩体弧度较小，阴刻几何纹，镶嵌多枚红玛瑙、绿松石等宝石。钩纽为椭圆形。

鸟首铜带钩。标本M1：1658，出土于刘贺墓，青铜质，钩首为回首鸟首形，钩身为圆形，器表呈素面银白色，边缘圆润，鎏金银。钩纽为略小于钩身的圆形。

玛瑙带钩：标本M5-S-22，出土于刘充国墓，玛瑙质，钩首为龙首，素面，红玛瑙色泽鲜艳，光泽度佳。钩纽为椭圆形。

带钩制作工艺与纹饰艺术特征

带钩制作工艺的发展有着悠久历史，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带钩为史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素面玉带钩。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衣着服饰的演进，革带被人们大量使用，带钩也因之开始流行和发展。汉代带钩常以铜、铁、玉、金、银为原料，其中铜带钩和玉带钩最为常见。下文拟以海昏侯墓园中出土的铜带钩和玉带钩为主要对象，探讨两汉带钩的制作工艺与纹饰艺术特征。

制作工艺方面，青铜带钩在制作前需要对铜料进行精炼和提纯，以保证原料的质量。其早期多使用陶范、浇铸等工艺锻造而成，后逐渐发展出鎏金、错金银、嵌宝石等复杂工艺。玉带钩多选用白玉、青玉等质地细腻、色泽温润的优质玉料，经过切割、打磨等工序，再结合圆雕、浮雕、透雕、线刻、漆绘等手法，最后辅之以抛光加工，去除表面粗糙感，使之呈现出光泽动人的状态。

纹饰艺术特征方面，汉代带钩的造型纹饰丰富多样，体现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独特审美。海昏侯墓园出土带钩的钩首，可见龙首形、鸟首形、兽首形等多种造型，而钩身纹饰则涵盖动植物、几何纹饰等不同款式。以对制作工艺要求甚高的玉带钩为例，汉代玉带钩，常见的抽象几何纹饰就有谷纹、弦纹、涡纹、卷云纹、斜线纹等，写意的纹饰则有龙、凤、鹿、鸟、鱼等瑞兽纹和花、草等植物纹，以及少量人物纹。神话传说中的场景也是汉代带钩纹饰的常见题材，如“四神”“飞升”等，展现出汉人丰富的文化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

此外，虚实相嵌、动静结合的手法也被广泛应用于汉代带钩的装饰技艺之中。这种装饰手法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工艺与纹样的结合，如线雕与镶嵌的结合，动物与植物、人物与几何图案的组合等，多样化的装饰手法，使得带钩的造型与纹饰更加丰富多彩。

带钩的历史文化价值

带钩集实用性与装饰性于一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是常用的服饰配件，还是佩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信仰与审美观念。

带钩所见汉代等级制度  佩戴者身份地位的差异决定着带钩在材质、造型和工艺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汉代贵族和高级官员使用的带钩，往往以贵重、稀有材料为质，如黄金、白银或美玉，并辅以精细的雕刻和宝石镶嵌工艺，展现出高超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海昏侯墓园中刘充国内棺出土的螭首嵌宝石铜带钩，器表鎏金，以阴线细刻凤鸟纹、卷云纹与几何纹，走线生动流畅，钩体正中央镶嵌有名贵红玛瑙，钩首与钩身两侧对称镶嵌绿松石。其装饰华丽、式样新奇、独具匠心，是墓主人尊贵身份的重要物证。

不同材质的带钩在使用场合上也有所不同。素面铜铁带钩多用于日常佩戴，而用料精致、纹饰繁复的玉带钩以及镶嵌有宝石的金属带钩则更多出现在贵族装饰礼仪与陪葬场合。考古发掘表明，实用带钩一般出土于亡者的腰部位置，有一定弧度，与人体腰腹正相贴合。先秦秦汉贵族墓葬中还出土过形体较大的长牌形带钩，与实用带钩不同，并非放置于墓主人腰部，而是与其他随葬品一同置于亡者头侧。如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就出土了一件大型铁带钩，钩身长46.2厘米，宽6.5厘米，出土于墓主人头部位置。墓主为楚悼王曾孙昭固，同墓还出土了一件工艺精美的越王勾践青铜剑。从出土位置推测，这件大型带钩应当是作为象征墓主人尊贵身份的珍宝，随葬于头侧，其礼制意义远大于其实用意义。

带钩所见两汉社会文化内涵  带钩的造型、功用与装饰纹样涵盖了从自然到人文的多个方面，每一种纹饰都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通过对带钩使用方式及纹饰的探究，可深入理解两汉社会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与文化信仰。

据王仁湘先生研究，带钩的主要用途为束带和佩系，对带钩的使用方法可归为三种：单钩法、并钩法和环钩法。身着袍服、襦裙等宽大服饰的汉人，需要借助带钩将衣服束紧以便于行动。因之，带钩的发展演变与汉服的发展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带钩，亦可了解其背后的汉代服饰文化。

海昏侯墓园出土带钩上的精细雕刻和精美镶嵌工艺，也反映出西汉发达的手工业水平和贵族阶层的器物审美风向。同时，带钩也是汉代艺术文化呈现的重要载体之一，记录着时人艺术审美的风格和文化发展的特点。古语云：“君子比德于玉”，以温润柔和的美玉制成带钩，悬挂在君子腰间，是儒家文化中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品德的物化表征。而带钩“束带矜庄”则隐喻着君子对操守的约束，是儒家学说中“礼”的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的展现。

汉代时，带钩还有趋利辟邪之蕴意。《后汉书·五行志》载：“桓帝永兴二年四月丙午，光禄勋吏舍壁下夜有青气，视之，得玉钩、玦各一……此青祥也。”将玉带钩视为祥瑞的象征。海昏侯墓园出土带钩上雕刻的螭龙、凤鸟等神兽和卷云纹、几何纹等也蕴含着汉人对神话世界与永生信仰的追求，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总言之，带钩所展现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包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服饰文化的演进、工艺技术的折射、祥瑞信仰的具象以及物质文化的发展等。海昏侯墓园造型各异、纹饰精美的带钩的出土，无疑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汉代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本文系2023年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江西汉代社会经济史出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23ZXSKJD26）、2023年度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课题“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金属兵器研究”（编号23WW14）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