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镜是中国古代铜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江西九江地区出土的汉代铜镜，一窥汉代九江所在豫章郡的社会发展状况，乃至两汉时期整个社会的变迁，以及九江地区在汉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情况，对研究江西汉代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九江地区出土汉代铜镜概况

九江是江西省境内出土汉代铜镜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汉代铜镜成为彰显城市历史文化重要的文物资源。西汉建立之初将九江郡一分为四，即九江、庐江、衡江、豫章四郡。豫章郡18县中的彭泽、柴桑（今属九江市区）、艾（今属修水县）、海昏（今属永修县）、历陵（今属德安县）、鄡阳（今属都昌县）等6个县属于今九江行政区划辖区。九江地区馆藏的汉代铜镜基本出土于这些古县所在地域，有确切出土地点的铜镜为柴桑区8枚，都昌县5枚，彭泽县2枚，修水县1枚。出土的汉镜沉稳厚重，形制规整，镜背纹饰丰富多变，铸造工艺水平高超。

从出土铜镜形制特点看，镜形统一为圆形，不见其他形状。镜钮以圆钮居多，间以弦纹花钮，圆钮在东汉中后期变大变平。边缘形式从西汉中期至东汉大致为内向连弧缘、平缘、斜缘、三角缘等。从铜镜装饰来看，出土的两汉铜镜大致可分为多乳禽兽规矩铭文镜、神兽镜、龙虎纹镜三个系列，又可细为多乳规矩铭文镜、多乳禽兽铭文镜、半圆方枚神兽铭文镜、半圆方枚神兽镜、神兽铭文镜、画纹带神兽镜、重列神兽镜等类。

依据形制特点和铜镜装饰，九江出土铜镜大致可分为三期，即西汉中晚期、王莽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汉中晚期铜镜保留战国镜遗风，以四乳钉为基点组织纹饰，突出主纹饰；铭文为隶变体，并逐渐成为铜镜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莽至东汉早期铜镜装饰题材以四神、瑞兽禽鸟为主题纹饰、灵异禽兽更为形象化、写实化；铜镜铭文当中出现姓氏铭文及“尚方”官署等。东汉中晚期画像镜、神兽镜、龙虎镜出现，其中神兽、画像镜普遍流行于江西境内。

镜形的统一、纹饰的多样、边缘形式的发展变化，既反映出两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下文化面貌的趋同性，又表现出九江所处长江中游地区铜镜有别于北方铜镜的差异性。据此对九江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的文化价值及意义进行简要探讨。

九江出土汉代铜镜文化意义及纹饰物象内涵

中国铜镜源于青铜器滥觞时期的齐家文化，从诞生开始就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照。通过对铜镜精美图案的品鉴，可以管窥古人的审美意趣，通过集冶铸工艺与美学价值的文化思考，可以寻踪古人手艺善作的巧夺天工，通过铭文内容的工坊姓氏标注和心理祈愿，可以发现古人对诚信意识和美好向往的愿景。

从“庙堂之高”到“寻常百姓家”  铜镜之用途有“可照人、理妆容、正衣冠”的实用性，也有“见自我、见天地、见众生”的隐喻，可以说，古人制镜达到了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美，映鉴了人们对美的追求。铜镜作为社会生产的产物，也呈现出社会的阶段性特质。商周时期的铜镜处于初创阶段，工艺简陋，历史遗留少，外形拙朴，镜体较薄。春秋战国至秦时，铜镜铸造工艺趋向成熟，纹饰日益雅致，一般是王和少数贵族才能享用，但后期慢慢向更广泛的地域空间和普通贵族阶层普及。至两汉时，铜镜逐渐走向民间，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形成了铜镜发展史上继战国时期之后较为鼎盛的第二个高光时期，达到“古朴端庄，纹饰繁多，工艺精湛”的审美高度。

从尚方官制到坊间流播 进入两汉，特别是西汉中叶汉武帝以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文化艺术繁荣，铜镜铸造业随之蓬勃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铜镜铸造呈现出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的特点。九江出土汉镜中铭文较多出现“尚方”一词。

六乳六禽铭文镜（柴桑区文物管理所藏） 铭文：“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避不详，朱雀玄武兮。”

七乳禽兽铭文镜（九江市博物馆藏） 铭文：“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祥），子孙……”

八乳八禽规矩铭文镜（庐山博物馆藏）  铭文：“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兮。”

“尚方”镜铭本是官制镜的铭文，因其精湛的做工、华美的纹饰为当时社会所推崇。西汉后期的王莽新朝实行工商“六筦”政策，未对铜器制作有限制。所以私营作坊为迎合大众对“尚方”镜高贵、华美品质的心理追求，大量商家对“尚方”官制镜进行模仿，也导致这一时期“尚方”铭铜镜的数量极大。

纪氏铭镜在九江汉镜中也占比较大。

三环乳三兽铭文镜（修水黄庭坚纪念馆藏） 铭文：“尹氏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大吉羊（祥）。”

八乳禽兽规矩铭文镜（庐山博物馆藏） 铭文：“王氏作竟，真大好，人不知，渴饮玉泉，饥食枣。”

八乳禽兽规矩铭文镜（九江市博物馆藏） 铭文：“孙氏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

铭文还带有“广告”的性质，标识了铜镜的质地和产地。尚方铭镜、纪年铭镜、纪氏铭镜的出现与流播，证实了铜镜商品化程度在不断加深。

铭文传递的传统文化观  西汉时期，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君权神授”推动了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各家学说被整合于儒家的思想之下，虽然其中谶纬神学、天人感应杂糅，但仍倡导以孝治天下，基本保持了儒家教义中，对忠义孝道的追求。

九江出土铜镜或显或隐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质，可从实物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汉代社会上至高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富贵、长寿、金钱表现出的强烈渴望。如汉镜铭文中有“大乐富贵”“天王日月”“长宜子生”“长宜子孙”“千秋万代”“延年益寿”等。

这些内容向内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平衡观、天圆地方观、顺天应时而自强不息观、礼仪仁德观，并深深植根于社会各个层面，向外延伸表现为一致性社会共同文化意识。同时，汉镜通过人物、神禽瑞兽等形象刻画，也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民俗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纹饰物象内涵 回溯铜镜铸造的发展演进史，从“素面无纹饰”的早期铜镜，至西周末年，开始有纹饰出现，并随之工艺改进，汉代制镜纹饰逐渐复杂但不失精美，技术上更加成熟。九江出土的四乳几何纹规矩镜、四乳禽兽规矩镜以四乳钉为标志，表示为内为方，外为圆，暗含了对天圆地方的表达。汉镜呈现的不仅有静态的平衡，如四乳四虺镜、四乳龙虎纹镜，以相对的乳钉为轴线，左右两个部分暗含着“阴阳”，给人以平衡的感觉。还有动态的平衡，如龙虎纹镜，纹饰为单龙单虎，表面看无法实现对称，但龙为阳、虎为阴，以镜钮为轴，依然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也契合当时社会的宇宙观、生死观以及阴阳五行、升仙、谶纬等思想。

九江汉镜多见的栉齿纹，以平行密集的短直线纹饰，表达着“顺”的含义，由梳篦使头发“顺”，延伸到生活的“顺”，是一种文化的外延，龙虎纹镜中的正列栉齿纹，均有顺应天时的意思表达。乳钉纹起于仰韶文化之前的母系社会时代，有生殖养育的含义。龙虎为用，则是表现自强不息的内涵，同样表达出人们对祥瑞的期盼，也成为构建中国传统精神世界的器物见证。

九江汉镜既体现出汉代大气恢宏的文化内核和广博包容的精神追求，又折射出汉代发达的社会经济以及物质生活的富足，是汉代文化在长江中游历史文化的物证。可谓是长江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文化符号化载体，是中国铜镜文化鼎盛时期的长江历史文化痕迹，以“事功与审美的契合”的文化特质，成为讲好九江故事的重要器物，也是深沉和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依托。

通过九江汉代出土铜镜的文化价值研究，可以不断提升对汉代铜镜活化、利用和展示的力度，加强对汉代九江的文化价值发掘，对秦汉时期九江作为文化承载和梯度传播、青铜文化之源的价值发掘、吴楚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影响、汉代古县文献的收集整理等课题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