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二元对立说是中国考古学初期提出的一种文化起源学说，20世纪30年代，学者认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两者交流孕育了以殷商为代表的文明体系。这一观点后来被推翻，但它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初期的发展特征，值得当下重思。回顾以往研究，陈星灿先生曾对东西二元对立说的形成进行过详细说明，可以看到，该学说产生于学者对文化西来说的质疑，李济、徐中舒、傅斯年等学者围绕该观点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建构了东西二元对立说的基本格局，梁思永的探索则使二元体系最终确立。而它的推翻，与安志敏密切相关。

本文即以梁、安二位学者为中心，立足其学术著作，借梳理二人观点明晰该学说的确立与推翻，并总结两位学者研究差异及背后原因。

梁思永通过后冈三叠层的发现与解读，描绘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传播路径，为东西二元对立说提供了切实的考古学证据，使二元体系最终形成。

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安阳高楼庄后冈遗址，在此地同时发现了具有仰韶、龙山、小屯特征的文化层，并且发生直接叠压，这对探讨它们的早晚关系有重要价值。具体来看，仰韶层在下，龙山层在中，小屯层在上，三层所出遗物各具特点，梁思永据此探讨了以下问题。

第一，后冈发现的三种文化与其他地区同类文化有何关联？首先，梁思永经过对比，发现后冈仰韶层出土陶器与仰韶六期文化（指安特生仰韶六期说）在器形、质地、色彩等方面均有差别，表现出更为原始的特点，且无退化迹象，于是他认为后冈期应当比仰韶期时代要早。其次，后冈龙山层与仰韶层除了鼎鬲之外相同器物很少，但却与仰韶村有很多相似，如龙山的篮纹、方格纹光面黑色与灰色陶片都在仰韶中出现，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发生过密切关系。

第二，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各自的传播路径如何？确定两者确实发生过交流之后，梁思永对这种交流的发生进行了探讨。在后冈，仰韶与龙山的早晚关系已经很明确，但是仰韶村的龙山器物却尚未有解释。梁思永先提出两种假设：一是这里原是仰韶领土，被龙山文化侵入；二是这里是龙山文化领土，由仰韶文化侵入。后又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总结出仰韶村包含全部的彩陶文化而只有较少的龙山器物，最终采纳了第一种解释，并进一步指出仰韶文化是自西向东传播，龙山文化是自东向西传播，双方接触过程为：仰韶文化自黄河上游向下游发展到达豫北后冈和渑池仰韶村之后，自黄河下游向上游发展的龙山文化才侵入豫北，并且是先到后冈，后到仰韶村。

至此，中国两大史前文化的对立局面、传播路径都得以明确。

安志敏对东西二元对立说的推翻，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是对仰韶、龙山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看法。1956年，安志敏参与庙底沟与三里桥遗址发掘，两处遗址均发现龙山叠压仰韶的现象。在庙底沟遗址中，仰韶层出土细泥红陶最多，但也发现了少量泥质灰陶、细泥黑陶；陶器纹饰出现篮纹与线纹交互的现象；器形中出现了杯、圈足器、器盖等物品，显示出龙山文化的因素。龙山层则表现出与“河南龙山文化”不同的特点，出土细泥黑陶极少，陶器质地与火候和仰韶文化相当，说明此地龙山时期烧窑技术尚比较原始，而器形中的尖底瓶、罐、鼎也带有明显的仰韶风格。三里桥仰韶层出土彩陶较少，纹饰与器形相对简单，与豫西相差较大，而和陕西半坡较为接近，但安志敏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退化现象，而是它年代晚于庙底沟仰韶层的体现。龙山层则属于“河南龙山文化”范畴，该层陶器在质料、制法、纹饰、器形等方面都与庙底沟龙山层不同，更为进步，故安志敏相信“河南龙山文化”是由庙底沟二期发展而来，并认为仰韶文化中的龙山文化特点，是龙山文化萌芽的显示，后者继承了前者。

二是重新厘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内涵。过去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面貌一直未有清晰认识，多依据典型器物特征称仰韶文化为“彩陶文化”，称龙山文化为“黑陶文化”。但安志敏后来在庙底沟龙山层中也发现了彩陶，并发现以前被认为属于仰韶文化的石斧，这就说明彩陶、黑陶并不代表仰韶、龙山文化的全部内涵。结合不断发现的考古学材料，他对两种文化都做出了新的描述，认为仰韶文化以彩陶为突出特征，其纹饰经历了简单到复杂然后渐渐消逝的过程，而彩陶实际上未贯穿文化始终；龙山文化以灰陶为主要特征，后又出现轮制与蛋壳黑陶，并且还有个别铜器。

三是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进行了进一步类型划分。安志敏认为仰韶文化可大体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西王村四种类型，代表了文化处于不同时间、地域下的形态。而甘肃仰韶文化，不仅包括从黄河中游而来的典型仰韶文化，也包括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的马家窑文化，传播范围实际上已到达内蒙古南部。龙山文化，梁先生曾做了初步类型划分，安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遗存以山东沿海、中原、江浙为主要区域，遍布黄河与长江流域，已到达甘青地区。这说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发展路线并不纯粹表现为自西向东或者自东向西。

两位先生对仰韶与龙山叠压地层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最终达到的学术目的也截然不同。

梁思永对后冈三叠层出土器物的解读侧重同类似文化比较，借助已经确定文化性质的考古遗存研究新发现的相关材料，实际上是很常见的做法，但忽视后冈仰韶遗物与龙山遗物的联系，使他无法勘破两者真实关系，最后采用传播、入侵等外部因素解释它们的地理分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先生在分析龙山与小屯遗物时能够从相似角度探讨，对仰韶和龙山却少有这样，似乎已经默认了龙山与仰韶是同时代的两个系统，而与小屯存在沿袭。安志敏的解读则关注器物纵向对比，主要从器物自身演化角度解释考古遗存。他对庙底沟、三里桥出土器物进行了整体的纵向比较，然后又将它们与其他地区的相似遗存进行交叉比较，最终得出庙底沟（指庙底沟二期）器物是从仰韶过渡到龙山的结论，并进一步区分了文化内部类型。

另外，由于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的一系列观点在民国初年影响较大，后续研究绕不开他。从这方面看，两位学者对安特生的观点也表现出了不同态度。梁思永在讨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基本上默认了安特生的结论，只对仰韶文化年代做出了部分修订。而安志敏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指出安特生仅依据陶器花纹进行分期断代的不合理，后又依靠实际发现指出安特生对甘肃仰韶文化的分期错误，以及仰韶村发掘中存在的问题。可见安特生对安志敏的研究，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很小。

造成梁、安二人研究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民国前期新石器遗址与材料缺乏，使学者难以全面、深入认识考古学文化。其次，考古学初期研究方法与理论还未完善，学界多视其为搜集史料、重建上古史的工具，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紧密联系，很难说梁先生对后冈三叠层的解释没有受到徐中舒、傅斯年影响。再次，梁思永未能打破东西二元对立说而是完善了它，实际上也是严谨对待科研的体现。因为梁先生在著作中，曾做出过龙山器物对仰韶有承袭的推测，但最终因为缺少更多地层学支撑未采纳。而安先生认为龙山文化年代在仰韶文化之后，依靠的也不仅仅是器物分析，还有大量地层学证据。

梁先生的阐释虽有缺陷，但具文明多元发展的特色，并且后冈龙山层正是山东大汶口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而仰韶也确实由西而来，王仁湘等学者曾指出，仰韶彩陶以天水宝鸡为核心。安先生的研究明确了仰韶、龙山的真实早晚关系，引起了对文明起源中心的讨论，两位的研究各有精彩。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