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绵延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进入中央集权社会后国祚最久的王朝，对其后两千余年中国人的民族、语言、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汉人、汉族、汉语、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正是在此时开始形成，汉代深沉雄大的气魄与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永恒的记忆。

12月15日，苏州博物馆联合河北博物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咸阳博物院、成都博物馆、绵阳市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共同推出“生活·信仰：汉代艺术百态”特展，继2022年“天下惟宁：汉代文明的四张面孔”特展之后，此次苏州博物馆再度聚焦汉代，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汉代人的日常，通过生活和信仰两部分，从不同层面揭示两千年前汉代人的真实样貌。展览还特别邀请当代著名艺术家刘丹先生创作巨幅山水长卷，古代历史与现代艺术遥相呼应，奏出一曲恢宏而又壮美的时代交响。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9日。

古代历史

生活：人间烟火气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先秦古人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想追求。及至汉代，天下一统，社会安定，百业振兴，生活秩序稳定而有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儿孙绕膝，成为汉代人的日常。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汉代墓葬出土的各类模型明器，让两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场景重新鲜活起来。

展览的第一部分由安居、美器、劳作三个章节组成，分别从居住空间、饮食用具、农业劳动等角度立体呈现汉代人的生活图景。“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抚，感通天地。”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居住永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需求。汉代的房屋建筑已消失在岁月烟尘中，幸运的是，墓葬出土各式各样的建筑明器将它们的模样凝固成历史，留存至今。屋脊、檐角、瓦垄、斗栱、勾栏、窗棂，甚至屋内陈设、屋外装饰，也一丝不苟，细节毕现，就连居住活动其间的农人与禽畜都形肖神似，栩栩如生。

广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大量汉墓，其中出土了形态各异的陶屋，干栏式、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图1）等，基本涵盖了广州地区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期的房屋形态，为我们保留了了解当时建筑结构与建造技艺的珍贵资料。房屋形态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背后家庭形态的演变，家庭成员规模、等级关系甚至经济分工都可以从房屋形态中看出端倪和线索。《汉书·晁错传》：“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展览中广州同福中路红会医院M1出土的三合式陶屋即反映了文献所载“一堂二内”的形制，由前堂与两侧廊房组成“一堂二内（室）”布局。前堂内有人正在劳作，门外有一斜梯通向一侧廊房，应为畜舍。另一侧廊房外有一人作倚墙仰头状，似与屋内人闲谈，富有生活情趣。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汉代是中国饮食文化和宴飨礼仪迅速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农业的精耕细作带来粮食产量的提升，谷物加工工具的发明与推广，食材的丰富多样，带来烹饪方式的复杂化与精细化，由此又导致饮食器具的快速发展。鼎、簋、碗、盘、豆，壶、罐、瓶、瓿、樽，不论是食器还是酒器，种类繁多，装饰丰富，造型各异，连同案、盆、灯、炉等日用器，汉代人席地而坐，推杯换盏，对饮而食的宴饮场面如在眼前。许多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器物也亮相展览，如陶提筒、陶五联罐（图2）、胡人俑座灯等，凸显了汉代文化的多样性。饮食用具与建筑人物画像石、庖厨俑的组合，为观众营造出汉代家庭欢聚宴饮、其乐融融的美好场景。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牛耕与铁制农具、灌溉工具的普及，使得汉代农业水平显著提高。“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汉初减免租税，奖励开垦，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增加，以至于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景象。与此同时，取樵炊爨、酿酒煮盐、采桑织布、渔猎畜牧等与农事劳作相关的活动犹如剪影般定格在画像砖、画像石和陶明器上，生动再现了汉代人的辛勤与忙碌。展览通过墓葬出土陶仓、陶囷、陶井、陶灶、陶动物以及辅助展陈图片、说明文字等，勾勒出汉代农业的基本轮廓。

信仰：幽冥永生途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生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面对死亡的恐惧，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民间庶人，追求长生不死，灵魂升仙，达到与日月同辉、与天帝同列的至高境界，成为汉代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墓葬是其中最重要的场域和工具。从椁墓到室墓，从庙祭到墓祭，汉代完成了中国古代墓葬形制与祭祀的重大变革。从此，墓室被装饰成温暖的天堂：羽人接引，龙虎相伴，车马飞驰，日月永照，这里有丝竹钟磬之音，五彩斑斓之色，这里就是汉代人的永生之境。

第二部分由黄泉俑生、藏形安魂、永受嘉福三个章节构成。展览汇集了咸阳杨家湾、徐州狮子山、汉景帝阳陵三地出土兵马俑珍品，艺术成就各具特色，观众可同台欣赏，互为观照。《礼记·檀弓》：“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汉俑继承了东周以来的墓俑传统，侍者、武士、乐舞、庖厨，以微缩的形态在地下幽冥之境永远陪伴着主人，延续着人间的幸福与欢乐。其中，西汉景帝刘启的长眠之地——阳陵，埋葬着规模宏大的俑群，树立了汉俑艺术的典范。尤其是着衣式陶俑（图3），丝质衣物和木制手臂经两千余年已荡然无存，裸露出光滑的躯体：微隆的胸腹，修长的臀腿，含蓄的神情，乃至眉骨、鼻骨、颧骨、锁骨等处，线条优美，比例精准，充满着肌肤的质感。着衣式陶俑是专为皇室制作的级别较高的随葬品，代表了汉俑的最高成就，一般的贵族大臣在未经皇帝特赐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此类陶俑，只能随葬带陶塑服饰的塑衣式陶俑。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随着墓葬结构与祭祀方式的变革，流行于先秦的二元魂魄观念到汉代逐渐合一。如何保存遗体，超越生死，使之不朽，成为汉代人的终极追求。于是，层层玉片包裹尸身的玉柙大行其道，仿佛一具玉制的雕塑，让它的主人实现了永生之梦；而魂魄则由头顶的玉璧引导，自由出入身体，飞升神树仙山，直至昆仑天界。玉殓葬自先秦时期已成为贵族丧葬的重要习俗，至汉代更是发展为包括玉琀、玉握、玉衣、玉枕、玉覆面、玉九窍塞在内的完整丧葬形式。古人相信，玉能保护尸体不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但更有可能的是，汉代人看重玉温润坚硬的特殊质地，将尸体转化为玉体，以此实现永生。展品中徐州博物馆藏玉覆面（图4）、玉枕、玉璧、玉龙等，是西汉诸侯王玉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焦作市博物馆藏彩绘陶楼（图5）极具地方风格与时代特色，是汉代人“仙人好楼居”造物观念的直接体现。而绵阳市博物馆藏石塘乡出土摇钱树（图6），不论是青铜树干顶部的凤鸟，枝叶上满缀的西王母、天马、杂技人物、铜钱，还是陶质树座上的鹿、羊、蛇、灵芝等，都营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神仙世界，寄予了汉代人富贵长生的梦想。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汉代“以孝治天下”，养老孝亲成为社会提倡的主流道德伦理。汉代人相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生命旅程的开始。为了延续人间生活的一切，厚葬之风随之兴起。墓主在地下不仅继续使用着生前用器，也终于有机会享用生前没有条件使用的器物，它们会带着亲人的祝福永远陪伴着墓主，尽享欢乐时光。成都博物馆藏陶说唱俑（图7）便极具代表性，诙谐生动的表情，率真质朴的装扮，说唱表演的情景跃然眼前，让墓主在地下幽冥世界也能充满欢声笑语。

现代艺术

本次展览融汉代陶器、玉器、青铜器于一炉，这些精美的展品不仅引发了我们对汉代先民美好生活的无限遐想，也为我们展现了汉代恢宏质朴的造物之美。其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美学韵律赋予了汉代艺术穿越千年的独特魅力，并以此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核心。而中国现代艺术从中吸取养分，不断地创新和超越，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有鉴于此，苏州博物馆突破以往的展陈思路，将古代与现代相结合，器物与绘画相结合，在古代器物展厅旁特设现代艺术展厅。对这样一种全新的展陈形式的探索和实践，也是重拾自身传统的过程。

在现代艺术展厅，陈列展示了汉代一件极具代表性的器物——错金铜博山炉，以及当代著名艺术家刘丹先生的四幅水墨巨作。汉代是继秦之后的大一统王朝，随着生活的安定，国力的提升，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不断提高。由此发展起来的熏香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除了在祭祀、酬宾、朝堂议事等礼仪场合使用外，熏香还有除秽洁身和一定的保健功用。与之配套的熏炉便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器物，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器型上早期和晚期的也有不同。早期的，也就是西汉初期之前的陶制炉器，整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有穹顶形的炉盖，炉身有镂孔以出烟。西汉中期武帝以后，山形重叠造型的熏炉开始涌现，炉盖高而尖，并装饰有奇禽怪兽的纹样，这就是“博山炉”的雏形。

从目前资料来看，汉代文献及炉身铭文上均不见“博山炉”之名，而多以“熏卢（炉）”“熏”等名之。“博山炉”最早见于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原作者系汉代的刘歆，其中有关于“九层博山香炉”的记载：“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而后从南北朝开始，“博山炉”一词被广泛使用，如刘绘《博山香炉诗》，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诗》，昭明太子《铜博山香炉赋》，吴均《行路难诗》中亦有“博山炉中百和香”之句等等。对于博山炉造型的由来向来众说纷纭，南北朝人认为“博山”的原型来自华山、嵩山、泰山等山，而北宋吕大临则说“博山”是海中的大山，后世学者对上述说法均提出了质疑。但无论如何，博山炉的造型与汉代信仰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博山”的形象以及周身的纹饰往往暗喻秦汉时期流行的通天之山。

河北博物院所藏的这件错金铜博山炉无疑是博山炉中的一件旷世奇珍（图8）。1968年，该炉出土于河北省满城汉墓（刘胜墓），高26厘米，足径9.7厘米，腹径15.5厘米，器形似豆，子口，盖肖博山，通体错金。炉身的盘座分别铸成后用铁钉铆合，底座透雕三龙，龙头托盘。炉盘上部和炉盖铸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山峦。炉盖的山势镂空，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蹲踞在峦峰或骑在兽身上，猎人巡猎于山石之间。该炉整体系失蜡法铸造而成，在细部又加错金勾勒渲染，空灵生动。当炉内熏香点燃时，香烟透过峰谷间的空隙飘出，缭绕于山间，产生山景迷蒙、群兽灵动的奇异效果。

这种奇异的、混沌的效果恰恰是刘丹先生的创作之源。刘丹，1978年考入江苏省国画院，1981—2005年移居美国生活工作，2005年定居北京。从20世纪70年代起，刘丹就在创作中对汉代的造型元素予以特别的思考，目的是探索“山水画”背后的时空意识。这种认知，来源于汉代艺术中对于“引魂”的关注，通过博山炉中山川的隐喻，转化出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山水世界”。

刘丹把这个“山水世界”安置在了一个纵24米，宽1米的纸质长卷上，并取名为“太古初成”（图9）。这幅作品令人震撼的不仅是它巨大的尺幅，在由红到黑，由深到浅的变化中，结合刘丹细腻的笔触，使这幅作品仿佛有一种致幻功能。对此，一方面是由于画面中山石不同的排列所达成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是刘丹在画中提出了一个和博山炉的产生相同的问题，即人和大千世界联系的问题。这是刘丹对汉代美学精神的反思，并经过时空的转移而将之赋予了新的意义。

汉代造物艺术所展现的雄浑朴拙、自然灵动之感，与中国人质朴、豪迈的品格相契合，其中蕴含的世界观、人伦观、自然观，均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外化表现。刘丹在创作《太古初成》时，将纸置于墙上，悬臂而作，创作过程的纯正与优雅，使他能够在正统的延续中创造自身，也让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集体的审美心理与哲学思想。与之共同展出的还有创作于1979年的《汉画印象》、2015年的《呵度胎息》、2021年的《冯冀惟象》三幅水墨作品。

秦代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而延续和巩固却是在汉代。汉代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制度基础，也塑造了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敬天法祖、崇尚自然、阴阳和谐、天人合一，影响及于后世。今天的我们有幸得观两千年前汉代的艺术百态，感受古人的造物观、生死观、宇宙观，观照的是当下，启迪的是未来。 （执笔：许鑫城 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