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至8日，首届世界新石器时代考古大会在土耳其尚勒乌尔法召开。大会吸引了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486家机构的约1000名新石器时代研究学者。大会以“全球视角下的新石器时代”“区域视角下的新发现”为主题，在45个不同的分会场中举行了687场学术报告和62个海报展示。

此次大会由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土耳其旅游促进和发展局支持，并与伊斯坦布尔大学与哈兰大学联合举办。新石器时代的兴起，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关键的转折点之一，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演变与人口的扩张。大会被视为全球讨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平台，旨在通过审视传统理论、定居生活方式、社会等级、信仰体系以及环境因素，增进对新石器时代的了解，并深入探讨从聚落变迁到社会结构、环境影响以及技术等多个问题，既有聚落、人地关系、生业模式等热门话题，也有关于建筑、图像、器物、信仰等专业领域的研究。此外，还汇集了众多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如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碳14测年、地质考古学等。

全球考古界前所未有的关注、聚焦新石器

作为东道主，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部长穆罕默德·努里·埃尔索伊（Mehmet Nuri Ersoy）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到了土耳其对于“考古黄金时代”的憧憬，并强调了土耳其当下“考古复兴”的文化意义。

据介绍，为保护土耳其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在“未来遗产项目”的推动下，土耳其正积极开展大量考古发掘和修复项目。预计未来四年，土耳其在考古领域的成就将与过去60年的总和相当。埃尔索伊对土耳其考古工作充满信心，他认为，从哥贝克力石阵到卡拉汉特佩正在持续进行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对于深入理解新石器时代的核心至关重要。通过这些发掘，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诠释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和发展。这些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不仅照亮了我们的过去，也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基础。本次大会不仅为国际学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土耳其新石器考古的平台，还引起了全世界对土耳其古代遗产的广泛关注。

开幕式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院教授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作题为《进入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在过去12000年间对全球人类历史的影响》的主旨发言，他从动植物驯化、农业起源和语言学角度对旧大陆的人类文明起源进行了梳理与深入探讨。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专家齐聚一堂。“我有幸见到了那些长期以来保持联系却从未谋面的学者朋友。听到了引人入胜的见解，并在这里看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感慨。

“此次大会汇集了关于世界各地不同新石器时代相关问题的讨论，为跨越时间和地理界限的各种新石器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提供了全面的视角。”埃尔索伊强调此次大会的全球意义时说道。

来自哥贝克力的“阵”撼

本次会议选择在土耳其尚勒乌尔法举行，无疑与该地区拥有大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关。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的尚勒乌尔法，以其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址而闻名于世；20世纪90年代，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tepe）的发现在考古界声名大噪，其大型的石构建筑，高耸的立柱以及丰富的图像元素，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前陶新石器时代。

“哥贝克力石阵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地开展着。遗址位于一座高15米、占地约8公顷的土丘之上，现已发现多座大小不一的巨石建筑。研究表明，遗址最早的建筑为近圆形、直径10~30米的巨石建筑；由大型的T形立柱支撑起建筑的屋顶；立柱上还时常刻有动物和人物的形象。此类建筑遗存被称为特殊建筑，始建于前陶新石器时代A阶段（PPNA）晚期，并一直沿用至前陶新石器时代B阶段（PPNB）。在特殊建筑的周围还发现了众多面积较小的方形建筑，多由石头堆砌而成，具有典型的PPNB时期的建筑特征。”参加本次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臻告诉记者：“在本次大会的研讨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此类特殊建筑应该是一处从事公共活动的特殊场所。我们参观尚勒乌尔法考古博物馆时，看到了展厅展出的一件2023年在特殊建筑D内出土的石雕野猪。其表面保存红、白、黑三种颜料痕迹，原位于建筑轴线顶端的台面上，是整个室内空间的聚焦点。”

除了举世瞩目的哥贝克力石阵外，卡拉汉特佩遗址（Karahantepe）也同样引人关注。遗址内发现多座圆形和矩形结构的建筑遗存，建筑的石墙有砌筑石块修建而成的，也有通过开凿原始基岩加工而成的情况。该遗址距今1.1万年，出土了描绘奔跑野驴的雕刻，这些震撼的发现打破了对早期人类社会的固有认知，证明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群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意识和社会组织能力。

哥贝克力石阵的发掘，可以说是Taş Tepeler计划的开端。什么是Taş Tepeler计划？其全称为尚勒乌尔法新石器时代研究项目，是由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于2021年发起的一项大规模考古计划，目标是调查公元前10000至7000年期间定居生活早期阶段的遗存，研究重点包括识别定居点、记录该地区的考古遗产，并了解这些定居点之间的关系。此外，该项目还在研究史前社会如何利用环境资源、定居点之间是否存在等级差异，以及建筑和艺术的发展等方面展开国际合作研究。该项目对于研究早期人类的定居生活早于农业革命的创新型结论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还将实施文化遗产项目，以确保考古遗址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在Taş Tepeler计划的推动下，目前已发现17处前陶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点，已对其中9处开展田野发掘工作，包括卡拉汉特佩（Karahatepe）、塞布尔奇（Saybur）、恰克马克特佩（Çakmaktepe）、塞菲尔特佩（Sefertepe）、居尔居特佩（Gürcütepe）在内的重要遗址。这次大会期间，上述6处遗址都安排参会学者亲临考察。随着Taş Tepeler计划的深入，这一系列的发现展示了从12000年前狩猎采集的避难所向定居场所的转变，并开始修建大型的特殊建筑的过程，尚勒乌尔法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与其规模宏大的石构建筑、石刻塑像、精致的石质容器等文化特色，表现了当时人类社会高度的生产力水平、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的社会组织，远远超出此前的想象。

与会学者近距离感受了尚勒乌尔法前陶时代的魅力，来自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的王芬教授坦言：“实地考察这批石阵遗址后，还是受到很大震撼，冲击了我们之前针对‘简单社会’‘复杂社会’等概念的线条化认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提出的多元解释也为我们理解这些复杂遗址提供了丰富视角。例如，有学者认为石阵可能是早期社会中权力象征的体现，它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早期社会成员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我认为，这类遗址除了在社会宗教方面的重要指征外，还需要系统开展环境、生业和社会的综合研究，在人地关系、生产生活、区域社会公共活动、文化交流、宗教信仰的多元构建中考察当时的社会发展机制问题。”

除了感受遗址带来的冲击力与魅力，尚勒乌尔法考古博物馆的文化深度也让与会者、来自山东大学的武昊博士感叹：“此考古博物馆在展陈方式上呈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不着力展示精致的孤立文物，而是以考古学文化和典型的考古遗址为主线，展示内容上以重要遗迹、精品文物与成组器物有机融合，重在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颇具新意。如复制了一座哥贝力克石阵遗址的神庙建筑，并将内瓦勒乔里古城（Nevali Çori）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博物馆内。”

“新石器”有哪些热议话题？

600余场报告，参会者们在密密麻麻的会议日程上勾勾画画，标注出自己感兴趣的汇报，游走穿梭于从会场A到会场M的13个房间里。

王芬、武昊在会上向考古同仁系统梳理了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社会演进轨迹，并以近些年的考古新发现为例进一步论证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谈到此次会议的收获时，王芬说：“从此次会议的诸多议题可以看出，我们都重视对遗址或区域聚落与社会形态的细致解读，并特别关注环境、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如研究各种材质的人工制品时，除了关注与生产、流通和消费相关的技术问题以外，还对当时的社会组织、贸易网络及文化传统等问题开展多维度研究。”在方法与实践上，王芬还真切地感受到，考古越来越强调多学科联合攻关。会议报告中采用地球物理学技术（如磁测、地层分析）对地下遗址进行非侵入性探测，以及结合遥感技术（如卫星影像、LIDAR扫描）来获得更多关于遗址规模、结构和环境条件的信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另外，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考古学该如何发展，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几大原生文明都在此期间起源和形成。“你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就越多。”经过连续多天的听会与参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也在不断思索。“这些天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何为新石器时代？我所参加的G2小组的主要议题就是‘早期生产行为：与新石器化概念有关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研究问题’。”

韩建业谈道：“可以说，全球范围的典型旧石器时代之后的情况相当复杂，似乎很难用统一标准去概括，‘新石器时代’概念的内涵需要更新，需要更具有普适性。但全球范围各地区‘新石器化’的表现各不相同。比如哥贝克力等崇尚在山头建设大规模祭祀建筑，存在居室葬，已显露出多神偶像的祭祀风格；而中国浙江义乌桥头等则更多是不那么显眼的干栏式建筑、祭坛、祭祀坑，有土坑竖穴墓，陶器上的‘八卦’等符号则折射出抽象而深邃的思想光芒，‘敬天法祖’观念已现端倪。虽然自然环境不同，‘新石器化’方式不同，但发展节奏和程度则基本是一致的。无论如何，万年前东西方史前先民生产力、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所达的高度，所具有的强大创造力，都是远超出此前人们想象的。”

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增 期待中土考古合作

得益于中国考古学界近年来在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取得的诸多重要成果，本届大会对中国考古给予了充分关注。学术报告中，许多国外学者的发言涉及中国考古材料；同时有20余位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学者赴土耳其参会，并加入分会场的主题发言与讨论。中国学者们主要就重要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和动植物考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成果，以及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理论和术语等，与国际同行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来自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内奇米·卡鲁尔（Necmi Karul）教授是哥贝克力考古项目的领队，也是Taş Tepeler计划的首席专家。他表示，“Taş Tepeler计划与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目前有10余家国外机构参与其中。”卡鲁尔十分期待能有中国考古团队加入Taş Tepeler计划，“2023年，我前往上海参加了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之后，倍受启发。国际考古团队在土耳其是可以独立开展项目的，也可以通过申请合作项目简化相关的流程，甚至可以派遣科研人员作为团队成员参加土耳其本土团队的工作。希望不久的将来，合作的愿望能够实现，从而推动中土考古的交流互鉴。”卡鲁尔说道。

会议期间各地学者分享的研究案例中，许多与中国考古学不同的视角与方法有助于反思并重新审视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解读和阐释方式。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不仅是对古代人类文化的探索，更是对人类文明起源、文化交流与演变过程的深入探究。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系副教授刘歆益也提出了国际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他认为：“在东安纳托利亚发现的重要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直受益于国际合作。哥贝克力石阵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际合作的优势在于方法不同，每个人擅长的事情也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研究员非常关注跨文化交流在考古研究中的价值，他表示，中国与土耳其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和空间，今后应更加注重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技术交流等方面，探索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与融合。

（本文图片由文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