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际博协高票通过了新的博物馆定义文本，这一新文本将此前定义关于博物馆业务目的的“研究”具体化为“深思和知识共享”，将抽象目标转变为具体行为。这一调整看似突兀，其实是博物馆底层逻辑的当下表达。纵观近现代公共博物馆发展历程，其“生”为支持知识分子科学知识构建的活动，“兴”为满足广大公众学习掌握科学知识的祈盼，“变”为适应不同知识构建范式的演替。知识构建与分享是社会性、群体性的活动。知识构建与传播是社会性行为，知识构建曾经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责任，在描绘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者书斋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几位学者手指悬挂于天花板上的标本、相互切磋学问的景象。20世纪晚期，人们对知识构建的客观性发起质疑，指出知识构建主体的文化基底及科研能力对知识构建及知识表达的影响，知识构建与分享从认知过程转换为心理过程。有趣的是，当人们对知识构建的专业性、独享性进行严格审视的同时，却极大拓展了知识构建主体的范围，广大知识分享者成为知识构建的行动者。知识构建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所有希望获取并应用知识的人的共同活动。

博物馆陈列是知识构建和共享的重要手段。近现代公共博物馆的陈列是将世界万物在有限的空间中呈现出来，按照万物在自然条件下的时空关系陈列起来，呈现微缩的世界图景，以方便研究者考察万物的特征，并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和结构。早期陈列的内容结构通常按时空等客观要素来安排，展品内涵是该物件的自然信息和时空信息。标本陈列与知识构建是相辅相成的。大英博物馆创办伊始是微缩的世界景观。随着科学知识系统的逐步完善，大英博物馆依据“人工”标准将收藏区分开，人工制品成为现今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主体，非人工的自然标本则归属于英国自然博物馆。随着现代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博物馆陈列成为特定学科知识构建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和研究过程的表达。博物馆陈列内容结构悄然转换为学科体系，陈列内容按学科知识层级进行编排，展品内涵也转变为基于学科知识框架的知识表述。19世纪后期，现代学校制度开始推广，博物馆陈列也分化为“研究型陈列”和“教育型陈列”，前者延续知识构建传统，后者则转换为以学习结果为导向的陈列。教育型陈列的内容结构要满足学校教学大纲要求，陈列内容表述要适合目标学习者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让学习者关注陈列中特定的学习对象、辨识记忆特定的学习内容并通过多种方式理解学习内容，成为“教育型陈列”重点关注事项。教育型陈列的展品成为特定知识的实物证据，也成为从具象事实到抽象符号认知过程的起点。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席卷欧洲，展现农业文明和乡村生活方式的“露天博物馆”成为展示社会变革、抚慰焦虑情绪的场所，露天博物馆全方位展示农业文明和地域文化，尽管其深层基础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知识，但其内容表达方式却是文化行为和文化规则，在体现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博物馆工作人员演示特定的文化行为，激发观众共情。

20世纪中期，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将建设国家博物馆作为重建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博物馆陈列承担着构建国家历史、延续国家传统、彰显国家文化、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陈列内容以历史进步和民族独立为基本线索，多为彰显国家意志的主流话语，展品内容多为经过阐释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后工业经济形态冲击着大工业生产，试图调整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后现代思潮冲击着现代知识体系，提出“知识权力”的议题。博物馆权威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博物馆陈列的知识基础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殖民文化色彩。博物馆陈列遂淡化知识灌输色彩，同时去“政治化”，以民主、平等的姿态把世界文明古国的文物摆上展台，展品内涵被掏空，只留下耀眼的躯壳，成为观众“凝视”的对象，成为激发观众遐想的扳机。在博物馆演进的过程中，博物馆陈列逐渐多元化，陈列展品也被层叠上实物标本、知识载体、教学工具、权力宣示、精美造物的多重意蕴。

中国博物馆起步较晚，近现代意义的公共博物馆出现在19世纪后期，但也快速经历了博物馆陈列的几个阶段，陈列展品的内涵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多重意蕴。华夏大地上最初的几所博物馆是外国来华人士开办的，其中一些博物馆致力于搜集中国的自然和人文标本，一些博物馆更重视向中国公众传播西方文化，于是，琳琅满目的物产标本和伴随而来的天演学说，使得接触到这些博物馆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博物馆是启迪民智、教育民众的新文化机构。老舍先生曾记述他参访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山东济南广智院的情形，“（广智院）的宗旨在给普通人民一些常识”，是“一种启迪民智的通俗博物馆”，广智院展出鲸的标本，也有用清洁与泥泞街道场景表现的卫生常识，但“人家处处有说明，怎奈咱们不识字”。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以20世纪初的南通博物苑为代表，博物苑创办人张謇从《孟子》《论语》中摘句集成“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楹联，清楚表达了南通博物苑的办馆初衷。传播新知识成为中国早期公共博物馆的重要任务，博物馆展品内容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科学常识。民国时期的博物馆继续了传播现代西方新知识的任务，但同时又承担起用古物构建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任务，中国古代历史不再是片段化的朝代，而是线性的文明发展脉络。为满足这样的陈列意旨，陈列展品不再是“古董”，而是呈现不同发展阶段特点的物证，同时传递出中华大一统的政治诉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博物馆被定为文物标本的收藏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博物馆的主要类型是地方史志博物馆，该类博物馆主要对行政区划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和革命历程相关标本进行收藏和展示。博物馆陈列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的表述，展品内涵则成为蕴涵了物理情状、历史事实、地方特色和中华文明多维多层的多元复合体。新中国博物馆工作者曾批评民国时期博物馆的陈列如同“古董摊”，缺乏学术性和政治性。如何通过文物讲述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如何通过博物馆展览传达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新中国博物馆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博物馆陈列将展品以特定姿态展示出来，让观众根据自身经历体会展品表达的意思。如展示解放战争缴获的武器装备时，同时展示拦腰折断的旗杆，青天白日旗低垂半铺在展台上，观众感受到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又如运用同一主题的展品组合，以强化表达该主题的意义和重要性，将杀害刘胡兰烈士的铡刀、刘胡兰烈士塑像、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词等展品组合在一起，讴歌烈士的大无畏革命牺牲精神。展品成为典型历史事件的“高光时刻”。更具特色的是艺术品在历史类陈列中的使用，艺术品不仅为缺失实物证据的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创造了视觉形象，更将整个陈列转换为逻辑链条环环相扣的视觉述说，观众的参观体验如同在阅读一本连环画。改革开放时期，博物馆陈列摒弃说教方法，让英雄成为凡人，让仰视变为平视。博物馆陈列内容更关注“英雄”的人生经历，他们只是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选择。陈列展品更多关注于“英雄”所使用的平凡物件以及他们与人民在一起的情景，让观众通过自身的生活经历感知和认可“英雄”的平凡。20世纪末，纯学术纯客观的陈列理念悄然影响中国博物馆的历史类陈列，历史陈列不再是历史学教科书，不再是“英雄颂歌”，而是最原始的古代物件，是经过考古学科学发掘和整理的科学素材。陈列组织者希望观众通过对展品材质、形态、装饰的归类，理解陈列的知识逻辑。但东方观众习惯的比兴思维方式，使得基于科学素材的思考呈现发散多维的形态，观众参观的认知结果呈现不可控状态，或与自身经历相关，或与宏大叙事相关，抑或与艺术欣赏相关。纵览中国博物馆陈列的演进路径，尽管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但陈列展品的内涵同样叠加着政治、知识、教育、信仰的元素。

博物馆陈列作为知识构建与分享链条中的主要环节，更倾向于知识构建成果的分享，包括知识事实、知识构建方法及过程、知识表达等内容。陈列要呈现知识内容，要体现知识构建过程的科学严谨，其知识表达更为关注内容的科学与规范，为此博物馆陈列内容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博物馆陈列特点及其目的制约着陈列内容的选择和述说。为指导博物馆陈列内容的输出，保证陈列内容与博物馆性质的匹配，保障陈列内容的科学性，博物馆学力求从理论层面解释陈列内容的内涵，阐明陈列内容传播原则。在不同的社会知识背景和博物馆发展阶段，对陈列内容的理解有着不同，进而对陈列内容表达和传播也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公共博物馆初期，陈列内容注重科研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陈列内容的分享方式侧重于客观展示，陈列展品是研究者观察、描述的对象，陈列内容表述采用科学语言，要满足研究者研究需求及支持研究者身份认同。在“教学类展览”阶段，基于其时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刺激—反应”理论，博物馆陈列展品是外在刺激因素，激发学习者发生特定反应，并经过重复刺激，使学习者产生稳定的反应机制，养成特定的习惯。展品内容是基于学习者的心理和生理条件以获取特定反应的刺激因素，将展品与特定符号建立稳固的关联，是定向性的选择，是学习者特定行为范式的心理支撑。20世纪70年代，信息传播理论盛行，博物馆领域遂应用传播理论解释陈列内容分享行为，信息传播注重传播机制和技术，确保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展品成为传播的信息媒介，陈列内容成为保证传播顺畅进行并承载传播效率的工具。传播的发起者和传播目标的设定者是信息发送人，传播内容要确保信息接收人能够理解并产生影响。在传播理论框架下，博物馆陈列对传播工具和传播方法给予更多关注，强调传播内容的逻辑性和可读性，将碎片化信息整合为具有一定因果性或逻辑性的信息链条，使传播的内容方便理解和记忆。20世纪后期，学术界开始对知识构建主体进行批判，知识构建主体的目的、方法、偏好、表述成为焦点，知识的个性化表达成为学界的共识。受此影响，博物馆陈列内容成为策展人的个性化表述，内容表达成为知识的阐释，展品成为策展人的“演员”，观众观展成为形塑心中哈姆雷特的“艺术行为”。阐释理论尊重观众的释读权利，承认观众释读结果的合理性。阐释注重策展人、观展人的情感共鸣，基于“共情”而达到态度、行为规则的一致。但是，也需要看到阐释或释展的重点成为陈列内容的次生内容，陈列内容中的“原生内容”和“科学知识”变成次生内容合理性的背书，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陈列内容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将陈列策展人与观展人置于“对立”的位置上。

从意义构建视角讨论博物馆陈列内容及表达，其注意力聚焦在文本的构成元素及构成规则上，文本内容是由具有文化背景的符号组成。意义构建理论试图弥合陈列内容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峙”，试图将策展人与观展人的主观能动性汇合起来，将刚性的外在科学知识转化为混合了智识、逻辑、情感、态度和价值的“意义”。意义构建理论注意到展品内容的多元性，注意到陈列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自我约束性，注意到博物馆观众需求和偏好的多样性，观展人对陈列内容的认知和理解是发散性的，这种发散状态可能对陈列的有效性和效益造成一定积极或消极影响。博物馆陈列是复杂的意义之网，此前博物馆透过教学、传播、阐释等单一方向的知识共享方式，更多关注的是特定信息的传导和接收，这可以说是物理性的知识搬移，而不一定是化学性的知识生成或生物性的知识内化。让博物馆陈列策展人的知识分享愿望得以实现，让陈列观展人在触及陈列中知识的过程中增进知识生成能力和知识批判能力，是要研究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