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作为文化交融交流的丝路重地,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出土了不少的文书,覆盖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内容种类包括信札、契约、佛经、衣物疏、药方等几十种,涉及政治制度、军事活动、经济活动、法律、交通、文化宗教、人物事迹等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
1979年4月下旬,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基建取土时发现一座十六国时期的墓葬(编号79TAM382),墓中出土一双绢面纸鞋,纸上有墨书文字。随后,吐鲁番文物管理部门派人前往做了进一步清理,近年又将文书作了修复和文字解读。该墓葬位于TAM183北面72米处,为竖穴墓道偏室墓。出土随葬品有:一件鸡鸣枕、鸟龙卷草纹刺绣、绣裲裆(已残)、菱形方格纹绢、紫红色绢、素绢(已碎成数片)、一双绢面纸鞋等。从绢面纸鞋中共拆出八件文书,其中四件两面有字,共计十二面。内容涉及狱讼、水利、税收、官制等。
《缘禾五年民杜犊辞》文书,长19.5厘米、宽24.3厘米,存墨书六行:
缘禾五年二月四日,民杜犊辞:犊有赀七十八斛,自为马头。宋相明有赀十六斛在犊,马著身即自乘。去前十月内胡贼去后,明共犊私和,□著有赀,□身□□取马之(际), 困□(后缺)
文书中提到,北凉缘禾五年(436年)二月四日,一个叫杜犊的人向高昌郡衙上交了一份申请。杜犊原来是高昌郡内的一个地主,家中有着三四十亩田地,按照当时计算资产的算法,折合有七十八斛,比一般老百姓高出很多。而官府又会依据资产的多少摊派各项苛捐杂税,其中较为普遍的是为官府饲养的马匹,大致每八斛资产需养马一匹。杜犊家里资产丰厚,所配马匹当有不少,便被官府任命为马头,专管附近各户摊派马匹的养殖征调。每年官府征收当地马匹,就会找到杜犊来完成。这样一来,杜犊就要为高昌居民担任这份责任,时间一久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因此,就有了杜犊向高昌郡衙写的这份申请。
原来杜犊有位邻居名叫宋相明,家中计赀十六斛,自然也有配养马匹的责任,他的份额便由杜犊负责管理征收。但是宋相明所养之马,却一向由他自己骑乘。这样有时会与官府用马的不时之需发生冲突。北凉缘禾四年(435年)十月,两人为此还私下讨论协商,决定宋相明的状况还是要如实上报,也要承担责任。宋相明自己用马之时,要向杜犊汇报,并经杜犊同意后才用这匹马。由于文书残缺,我们无法准确了解杜犊提交这份申请的准确意思。但推测可能是宋相明出了什么变故,无法按官府计划交出马匹。而杜犊向官府说明事情原委,就是为了划分清楚各自权利和责任,从而使自己不为宋相明的变故承担责任。
文书中所体现的按赀配马的政策有着当时特有的地方特色和时代背景。首先,“缘禾”这一年号,即为北凉沮渠牧犍政权奉北魏正朔所起的年号,“缘禾”即北魏太武帝所用的第三个年号“延和”。后来沮渠牧犍还是被北魏所灭,其继任者沮渠无讳退据敦煌,还一度降魏。而当时阚爽乘势而起,自称高昌太守,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从文书中的“去前十月内胡贼去后”一语,可推断出北凉势力退出高昌的具体时间。公元433年沮渠蒙逊卒,牧犍即位,国势衰败,公元439年降于北魏。文书告诉我们,其力量被迫收缩撤出高昌应在公元435年10月。此处“胡贼”所指可能是北凉沮渠氏。北魏在灭北凉前就和西域发生了联系,公元435年,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车师等九国曾遣使向北魏贡献,由于受到北凉的阻隔,往来并不畅通。
公元327年,前凉政权在吐鲁番设高昌郡。高昌郡成立以后,经历了五个凉权(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一百多年的轮流统治,高昌郡的政治体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在对高昌地区行政管理上,已形成一套有效的系统。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知道北凉时期施行按财产的多少分配养马以备征用的制度。北凉计赀之后,按照此配养马匹,至于是否还按赀征收什么,以及配养马匹数与赀额的关系等问题目前还没有准确答案。在高昌地区,根据吐鲁番出土高昌王朝文书,可以看到直至麴朝,在一定程度上承袭着按赀配养马制度这一地方特色。
古代吐鲁番地处西域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自西汉设置戊己校尉以来,和凉州地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前凉以后,经历后凉、前秦、西凉、北凉,一直是凉州的属郡。当时吐鲁番的居民包括少量车师人(当时尚有车师前部王,车师人大都居于交河城周围)、汉兵的后代和大量来自西域和内地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其中从凉州进入的最多。因此当时的吐鲁番的军事制度受到前凉的影响。
在那样一个战乱不休的年代和地区,壮大自身的军事实力乃当权者的首要任务。按赀配马的政策应运而生,而所征调来的马匹也大多充作军用。老百姓如果不能按时按量完成任务,则会被发往城塞戍守。杜犊当时可能为撇清自己责任写下这份报告。
《缘禾五年民杜犊辞》这件文书保存完整,书写流畅,文字清晰,为吐鲁番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材料,是研究吐鲁番历史、新疆历史、北凉政权等的珍贵资料,并对高昌地区政治史、军事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各民族融合和发展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