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登上大庾岭，大约是在1990年的秋末。二十多年后，我又一次登岭，同样也是始于广东境内的南雄。两次站在岭顶梅关时，我都下意识地朝北面山下的人烟密集处望了望——那里，是江西省大余县的县城。虽说就在脚下的不远处，沿梅关古道下去不远便到，可我却觉得它多少显得有点缥缈，对我而言，兴许会永远是个陌生之地。

谁曾料，第二次登岭的数年后，因儿子找的对象恰是江西大余县城的女子，因而相隔不久，我两次去了大余。2022年夏，经不住儿子和儿媳再三向我推荐大余丫山的道源书院，说那里的环境非常适合我去小住一晚，于是我第三次到了大余。

此前我是上过一回丫山的，但没在山上过夜。这次因时间略充裕，上山时，我先行去了位于县城十来公里青龙镇赤江村附近的王阳明先生逝世处；那里紧挨章江西岸，古时称青龙铺。史载，1528年11月29日（旧历）辰时，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王阳明，在停靠江边的一艘船上因病辞世，临终时仅留下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

如今，人们在他去世的江边平台上，建有“王阳明落星亭”，由亭阁、黄竹组成，以表示对这位先贤的纪念。只是远远看去，那的情景颇显得有点荒僻、寥落和简陋，我到的时候，也看不见一个游人。及至跟前，透过稀疏的林木，又见亭下的章江，水浅色深，块石裸露，估计也和从前流水淙淙、舟楫便利的情况大不同了。

辰时，是古时晨7至9点的时间；依公历，其实也已是临近了这一年的年末。我心中不由想，在明代那样一个岁末的早晨，青龙铺江边，停船上这位拖着重病之身的朝廷命官，莫非真的就没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自己的不平遭遇和苦难一生而发出深沉的感叹吗？他的内心，真就如此平静吗？这个诞生于明宪宗年代的人，经历了孝宗、武宗和世宗在位时期；其间，武宗在位时，正值宦官刘瑾得宠，执掌司礼监兼总督团营，其人操纵内阁、擅权专横、大肆剪除异己，差一点就致他死于廷杖之下；尔后，又不断有其他宦官嫉妒并排斥他，令其一生都命舛多蹇、背负沉重。因而，他那个“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8字遗言，我们又何尝不可以作“有言而不言”解呢？史料载，他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国人莫不以为悲。王阳明《年谱》清楚地记录着，当装殓有他遗体的船离开大余驶往家乡浙江余姚时，“士民远近遮道，哭声振地”；抵赣州后，依旧是“士民沿途拥哭”。这其中又向我们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悲情？敬仰？自然是肯定的；是否也暗含了人们对时局和朝廷的一种悲情宣泄呢？

翻开一部中国文化史，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总归是绕不开的一章。我读《王阳明全集》的《传习录》上、中、下卷，每每有感于他做人的坚韧不拔、坦荡光明和为学的专一执着、潜心虔诚。他提出的“心即是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总体上虽属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但细考其“无心外之理、心外之物”，“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和所谓“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等论述，却又可清晰窥见他透彻明白的辩证逻辑思维。尤其是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及研习经典、效仿圣贤，不应“泥文逐句”和“流于功利”等主张，不但都是很好的教学理念，无疑也是对宋明以来，理学渐被后儒走入死胡同的拔本塞源的一种补偏救弊。

除陆九渊外，王阳明生前最敬慕的人，是同朝命官、另一位大儒——南粤人士湛若水（号甘泉）。广西平乱任上，他因病不得不告假回乡，转道广州去增城祀先祖庙时，特别去了湛若水在增城的旧居，并题甘泉居曰：“我闻甘泉居，近连菊坡麓。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饮甘泉泉，饥食菊坡菊。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从“渴饮甘泉泉”一句，可看出他对湛若水是多么的真诚崇敬。

而他去世后，其墓志铭据其子以岳舅、礼部尚书黄公的书信称，则也是非请湛若水执笔莫可。湛若水撰写的这篇墓志铭很长，中间道：“（阳明）会甘泉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由此可见，若水和阳明，实乃相互敬慕之人。

建在丫山山腰深处的道源书院，果然环境清幽；坡顶一组别墅型客房，藏匿于参天林木中，更显与世隔绝般。到夜晚时分，一弯明月悬于空中，清辉流泻谷间，坐在屋外平台上，人会觉得格外舒坦，旅途疲惫随之一扫而光。四周，则宁静得仿佛能听见一片树叶的落地之声。

次日清晨，见房内客厅案几上，摆有一摞有关大余县的图书资料，我便随手翻了翻，取出一本名为《丫山月影》的小册子浏览起来。小册子是由丫山灵岩寺编印的，编者却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人。他称自己是十几年前来的大余，一到便被这里深深吸引了，遂以大余为了故乡，并以丫山为了家，还对大余及丫山的史海钩沉产生了浓厚兴趣。

据小册子介绍，大余原名大庾，因大庾岭而得名。古时先后属吴、越、楚国；秦统一全国后，属九江郡。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横浦关于塞岭（即大庾岭），大余的建制便以此始。汉以后，该地先后属豫章郡、庐陵郡、始兴郡和安远郡，先后称过南安县、南康县；隋时始称大庾县，属广州总管府；以后又数度变更归属。

关于丫山的灵岩寺，小册子介绍，是建于唐末的一座古寺。丫山，则是因山上有双峰并峙，形似“丫”字得的名。

上回来丫山我便到过灵岩寺，它的现存建筑，是一座仿明代风格寺院，建于清末，1993年完成修复。历史上，包括苏轼、洪迈、汤显祖、湛若水、黄宗羲、袁枚等多位名人在内，都曾到访过这座古寺。但小册子描述王阳明离世前在探访古寺时发生的一段离奇经历，听来虽让人觉得有趣，却到底不是事实，而是出自人们对佛教与现实世界神秘通灵的一种虚构。原因很简单；一，王阳明途径大余，船停江边时，已是重病之躯，且几乎奄奄一息，根本不可能再上丫山；其二，小册子说的29日，当天早晨王阳明就去世了，何来探访古寺一说？

几次来大余，小城给人的总体印象还不错，街面清洁、整齐，居民惬意、安适。这座与南粤傍岭而依的小城，盛产钨矿，是古代南来北往路人的经由之处，想必除我们已知的外，当还会有更多我们并不实际知晓的名人曾经途经过它，或仅只是做短暂歇脚，或匆匆而过。小城人最引为自豪的，莫过于明代著名戏曲家、江西临川才子汤显祖与小城的缘分。据称《牡丹亭》创作灵感的产生，正是源于此地。城内现建的一组与汤显祖生平及《牡丹亭》故事相关的建筑，规模不算小，尤其那座高高矗立的杜丽娘全身塑像，离老远便可望见。

从古典戏剧史地位说，人们习惯上爱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称前者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后者是英国的汤显祖；而双星谢世，恰恰也都在同一年——1616年。

年轻时阅读莎士比亚剧作，最令我称道的，是他作品中人物语言的精彩，直指事理、起伏跌宕而犀利透彻，很具感染力。读《牡丹亭》，同样也能给人这种感觉。不同的只在于，汤显祖作品中人物的曲词，自然更加明显地具有中国古代文学词汇的特征，比喻生动、用词华美而婉转含蓄。可以说，两位大师在戏剧语言运用上，恰好体现了“中西双壁”。而就这点言，汤显祖明显地也是受了王实甫《西厢记》的浸润和影响。有趣的是，要说《西厢记》在对男女情爱描写上有些地方表现较为刻露的话，后来的《牡丹亭》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牡丹亭》的创作灵感产生于大余这点不假，不然，以明代《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为基础创作的这部戏曲作品，不会以南安为故事发生地；杜丽娘之父杜宝，也不会假以南安太守之名。而依原《话本》，故事发生地其实在广东的南雄；杜宝的官职，是南雄府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