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丁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良渚文化的遗物。其中包含一件“虎纹刻符”石钺，这件石钺发现于良渚文化的祭祀高台上，双面均刻有“虎纹”“鸟纹”以及“卷羽”等符号。这是太湖边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虎纹刻符”石钺，其双面均刻划复杂的纹饰，非单纯的工具，已经具备了审美价值与象征意义。
石钺的刻划纹饰
这件虎纹石钺两面刻划的图像要素一样，仅在布局上稍有差异，可分四类：
首先，“虎纹”是主体。石钺上的虎纹共两组，每面均刻有一侧身虎像。虎1在穿孔正下方，头向左，无耳，头部用C形曲线表示虎张嘴吼叫的动作，下颌有两尖牙，显示出凶猛状；虎背与臀部向上拱起，腹部下伏，似前行状，用曲线线条表达虎的动态姿势，以弧线组成的弯月和“人”字纹表示虎的花纹；虎尾向上勾卷，用横线表示虎尾的花纹。虎2在钺的正中部，头向右，亦是虎头下垂、曲身、卷尾的造型，但头部细节少，身体和尾巴等细节的刻划相较虎1更显粗糙。两虎纹一左一右组合在钺的两面，立体地呈现了虎的全貌图案，虽不够精美，却生动地刻划出虎咆哮前行的威武姿态。虎为万兽之王，因其威猛的形象受到史前先民的敬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中一直是勇猛、威严、正义的象征。
其次是“人”字形鸟纹，石钺的两面刻有由曲线组成的形似“人”字的纹饰，共三组。鸟纹1、2在虎1面的底部，鸟纹3在虎2与穿孔之间。鸟纹1由四条弧线组成，鸟纹2、3与之类同，仅在内部添上一道“人”字线条。简单的几笔线条引人想象，像展开的鸟翼，似缥缈的云气，亦如连绵的群山。与此相近的刻划符号最初见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上，常与圆形组合出现，对其较流行的解读一是火纹，与其上的“太阳纹”合释为“炅”或“炟”字；一是鸟纹，与其上的“太阳”组合起来表示“飞鸟负日”。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自古便有对鸟的信仰，在神话传说中，鸟与太阳的意象相通，故将此纹饰称为“鸟纹”不无不妥。
接着是螺旋状的“羽纹”，石钺两面共两组螺旋纹，分别位于两虎纹的下方。由中间顺时针散发出五个线条，呈旋涡状，最内一条弯曲并向左下延伸出去。其状如轻盈的卷云，又如蓬松的羽毛。良渚文化中有头戴羽冠的神人形象，羽冠不仅是首领的身份象征，还是巫觋通神的道具。所以这里的螺旋羽纹也指代羽毛或羽冠，象征权力与神力。
最后是点缀的菱形纹，在卷羽纹周围有两组状如四角星的菱形刻划图形。由四个弧线组合而成，造型随意而简单。有学者通过与甲骨文的对照，将其释为“凡”，解读为“风”，认为是族徽或人名标记。
大张的虎口在钺上，是凶猛的象征，是对敌人的震慑，是权力与威严的象征。鸟与羽在良渚文化中具有神性，是神职人员的道具，这里与虎纹组成了鸟兽组合，赋予了石钺通神的意义。这件石钺的特殊价值一是“虎纹刻符”的独特性，这是在太湖地区的首次发现，将史前时代的崇虎信仰聚焦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二是艺术价值，从简单的图案中能看出抽象与具体的结合、多元的统一，展示出了新石器时代工匠的手工艺水平与审美；三是文化价值，刻划的元素蕴含了良渚先民原始的自然崇拜和族群信仰。
石钺刻符所见文化交流
这件石钺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它所承载的史前文化交流、传播与传承。钺上的虎纹、鸟纹、羽纹和菱形纹等并不仅仅出现在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在多个地区均有类似刻符的出现，可由此探索文化间的传播。
中国对“虎”的崇拜由来已久，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蚌壳堆塑的虎是中国艺术中最早出现的虎的形象，墓主人左手侧为虎，右手侧为龙。这件石钺与蚌塑龙虎时空相隔甚远，但不变的是相同的写实风格。长江下游地区较早的虎形象见于凌家滩遗址的玉器上，虎首璜87征∶3一端雕虎，双虎首璜87M8∶26是两端各雕一虎首，两个玉璜的虎均为侧身形象，有耳、眼、鼻和前爪，阴刻虎斑纹。良渚文化中虎的形象不多，饕餮纹和兽纹曾被解读为变形的虎纹，但终究脱离了虎的原始形象。对虎的崇拜并没有在当地广为流传，而是向西传播到长江中游地区。后石家河时代的肖家屋脊文化瓮棺中随葬有玉虎，有虎头、虎形牌等类型，均出现在高等级的墓中。谭家岭遗址瓮棺葬W3和W9中的玉虎与石钺上的虎纹造型可谓如出一辙，侧身虎像，同为张口、曲身、屈肢、卷尾的形象。对虎的崇尚从长江下游传播至长江中游地区，这种信仰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从新石器时代传承至后世。
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上的“弯月”符可算作“鸟纹”源头，莒县陵阳河遗址采集的陶器就有这种刻划图形，常与“太阳”和“山”形符号组合出现。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庙前遗址G3①：39等陶器上，也有“人”字鸟纹，还见于玉璧或玉琮上。同样的鸟纹还在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的大口尊AT812③：10上有三条弧线组合而成的刻划纹。
长江下游本地崧泽文化的陶豆圈足上最早见螺旋刻划的装饰，如南河浜遗址M26圈足上。螺旋纹饰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主要用作装饰性的地纹，它作为单独的图案则见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肖家屋脊遗址的中口罐H357∶5上有一执钺的人物形象，其头顶戴竖冠，冠上有一螺旋纹，是指冠上的羽毛。
菱形纹的出现亦可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找寻，在莒县陵阳河M19和大朱家村M26的大口尊上有相同的纹样。同样形状的刻划还发现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缸JY5∶2上。
在大致同时代的地区均有相似的刻符与造型，说明区域之间存在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可能是物品的交换、人群的迁徙和文明的传入等。尤其是丁埂遗址所在的太湖西北部处于多个文化交汇处，北面是大汶口文化的海岱地区，西边是凌家滩文化的巢湖地区，东南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瓶窑区。虽然这些文化不同时，但仍能对此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石钺上的刻符图案，跨越海岱地区、长江下游与长江中游地区，将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串联在一起，呈现了文化融合的现象。
石钺的性质
丁埂遗址中的石器数量和渔猎用具的占比之高在同级别的遗址中极为罕见，也没有发现大量玉器，说明了该遗址更重视农业渔业的生产活动，应不是举办祭祀丧葬等礼仪活动的高等级聚落。这件刻符石钺虽暂未发表出土位置、共出器物等详细信息，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无法与良渚文化高规格的钺礼器相比。
从形制上看，良渚文化有打制的有肩石斧，但有肩石钺十分少见。这件石钺的顶部稍残，有双肩，器身为近长方形的梯形，上端穿一圆孔。在反山、瑶山等最高等级墓葬中的石钺为圆角舌形或“风”字形，穿孔大，部分穿孔处有朱绘的绑缚痕迹，钺面较宽，器体薄。次一级的赵陵山M77中有4件有肩石钺，但肩部不明显且钺面宽大，穿孔有朱绘残留，显然与丁埂遗址的这件石钺不同类。与之形制相同的仅在更次一级的卞家山M11和新地里M30、M49、M104等单位中有几件，它们均出自小型墓葬，那么这件石钺所在的单位应与之同属一个级别。
从刻符上看，钺上刻划的内容虽然丰富形象，但技术略粗糙，远不如良渚文化礼器上的图像符号精细美观。可能是工匠技术水平不高、等级低，并不是能雕刻出神人兽面纹的高级工匠。另一种可能，这是高级工匠的练习之作，不是正式场合使用的成品礼器。目前本人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原因还在于这件钺的材质为石质,同时刃部有使用痕迹，显然为实用器而非专用礼器。
从性质上看，石钺主体的虎纹不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常见纹饰，时间和地域上与这件石钺最近的虎纹出自巢湖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但是凌家滩遗址中没有相同形制的石钺，那么有理由猜测，它是带有凌家滩文化因素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器物。故不排除本地区的先民是由巢湖方向迁移而来，从而保留了凌家滩文化中虎崇拜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情况可推测，这件石钺是地方聚落的小首领的陪葬物品或当地礼器工匠的所属物，其族属可追溯至巢湖流域的凌家滩。
丁埂遗址的这件“虎纹刻符”石钺，填补了中国史前崇虎信仰从凌家滩文化到肖家屋脊文化的时间空白，为探究考古学文化的跨区域交流与融合、文明信仰的传播与传承等问题提供了帮助。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公开和考古工作的开展，相信会有更多的信息披露，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