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本身是生物学所决定的，男女两性是自然界基本的存在形态。高等灵长类动物中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分工，人类在百万年演化过程中是如何随着外在文化适应手段的提升，从生物学性别开始向社会性别转变并最终形成社会分工，这其中的过程和动因都需要通过考古学来阐释。社会性别（Gender）最早是一个人类学上的概念，与生理层面的性（Sex）相对，性别强调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而形成的在社会角色、行为、思想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盛行，在此影响下西方考古学最早提出了性别考古这一概念。也正是源于女权主义影响，起初性别考古主要用于研究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从而打破研究中长久存在的男性主义偏见。后随着性别考古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定义中的Gender不再仅仅侧重于阐释女性，而是旨在强调探索两性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尤其对于史前考古而言，主要是聚焦于自人类起源到农业起源、早期国家起源中由性别建构起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复杂演化过程。如果说在漫长的人类早期演化中，性别更多类似于高等灵长类或杂食性动物的生理本能，到数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阶段，性别意识及其社会因素则伴随着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而日益凸显，并影响着因性别间的“博弈”而产生的不平等。

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的性别可直接观察到，但如何从考古材料中识别出性别因素却十分困难，除直接的人骨性别鉴定外几乎无法寻找到更多的证据与性别直接绑定。正因如此中程理论在相关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借用大量的民族学材料辅助推理，以架起从考古材料到解释社会结构间的桥梁，这一方法在西方史前性别研究中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以民族志材料为先导，如在美国西南考古研究中，学者通过运用相当于“直接历史法”的可良好对应的民族志材料，来着重观察性别在农业适应中的作用，并最终通过类比得出了该地区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过程中，女性多参与到植物采集、驯化决策、加工食用等环节，而男性多与狩猎活动相关联的论断。以此为依托，研究者将西亚南黎凡特地区从纳土芬文化时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并建构出分析模型来讨论性别分工差异，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只讨论性别鉴定，而迈向了对社会因素的探讨之中。

其实，相较于西方性别考古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国考古学对性别考古这一议题也并不陌生。20世纪60至80年代学界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原始社会划分中的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的关键概念展开了诸多可归属在“性别考古”范畴内的研究，即多从墓葬来探讨史前社会形态。极具代表性的是对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社会形态之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性别考古研究自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稍显沉寂。21世纪伊始随着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引介，中国学界也展开了不少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作为中国性别考古研究的接续之作，书中汇集了诸如社会角色、性别分工、社会权力、社会地位等多方面研究。研究的内容大都集中在历史时期考古，而对史前时代性别考古的关注相对较为薄弱。

与历史时期考古不同，史前考古由于缺乏文献，因而在考古材料中寻找到性别因素更加困难。考古科技分析技术可以为我们寻找人类物质遗存中的性别因素提供基础。人类骨骼考古学除可以鉴定性别外，古病理的研究也可反映出自两性分工以来人类骨骼的物理变化规律，如识别出因长时间固定劳作所带来的劳动损伤。此外，生物化学中的DNA、同位素等分析手段，能够提取更多关于两性社会因素的信息。例如通过对人骨中C、N稳定同位素的统计分析来还原古人的饮食结构和生计方式。同时，中程理论，至少包括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方法，可为从考古材料向社会生活阐释的过程中架起链接。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性别意识与实践在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转变过程中日益显现。按照狩猎采集聚落体系理论，采取集食者模式的群体最终更可能走向食物生产，这种生计模式下就存在停留时间较长的中心营地，这为我们从空间上探索性别因素提供了可能。以往的解释中，男性一般是在聚落外从事狩猎活动，女性则更多在居址内承担照料老人和幼儿的任务，同时在居址周边进行与植物采集、加工的相关工作。可以想象的是，倘若女性承担更多的植物收集加工工作，其掌握的相关知识或许促使女性“主导”着从选取可供种植的植物种子到进一步驯化动物的一系列活动，那么女性很可能就成了“农业起源”的主体。对应在考古材料中看到的个体装饰品的崛起，食谱中摄取营养的不均衡，明显的女性形象的艺术品，更加精致维护的火塘与居址等，似乎都反映着两性的“不平等”。此外石器生产技术可能也并非是某一性别的专利。通常对打制石器技术的研究未关注到石器生产背后的性别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遍存在石器小型化现象，这种变化趋势或许指向至少在该时期女性有能力参与到加工和使用石器工具的工作中去。例如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一种大型的锐棱砸击石片与水生资源利用关系密切，研究者通过实验来论证女性可能是这类石器潜在的制作者与使用者。不仅如此，陶器的起源可能也与女性密切相关。陶器伴随着狩猎采集人群流动性的下降而出现，这意味着部分人群在营地停留时间较长，那么主要负责照顾营地的女性就可能更多参与了制陶，这一点在民族志资料中也可看到大量例证。有研究注意到了陶器纹饰布局中的性别因素，并结合遗址内其他遗存推导可能存在着以女性为主导的社会形态。除了具体的物质遗存外，也有学者探究遗址空间布局中的性别因素，即在家户考古概念下通过判断房址中的活动分区（食物加工区可能为女性区，工具集中区可能为男性区域）来判定是否出现性别分工并将其与社会复杂化程度相关联。

可以看出，以上史前考古关于性别因素的研究中，都不是以所谓“性别考古”的单一概念而进行的，性别考古更像是一种视角和理念，具体的开展研究仍需要回归到考古学理论与材料的互动中去。从性别鉴定到社会性别阐释再到构建史前社会需要一个完整的推理链条。当我们围绕着人类两性演化的问题探索时，狩猎采集人群是如何向农业转变的，是谁在此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建立后性别分工是怎样出现的，分工又为何会造成性别间的不平等，而这最终又是如何促使阶级的出现和社会复杂化的？从农业起源至早期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性别考古是非常好的切入视角，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场域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不同的解释，并最终构建起更加立体丰富的史前社会演进图景。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