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紧扣新时代文物工作使命任务，秉持踏实进取的工作精神，深耕细作、笃行蓄力，一系列考古新成果不断呈现，尤其是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武安赵窑遗址、宣化郑家沟遗址、临漳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取得重要考古收获。

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

新庙庄遗址是泥河湾盆地南侧深山里的一处重要旧石器地点，因1986年发现丰富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制品而受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次发掘确认贯穿晚更新世的六期遗存。

一期，距今12-9万年，发现丰富的用火遗迹，石制品、动物化石4000余件，属于石片石器。二期，距今9.5-8.1万年，发现石制品、动物化石900余件，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锯齿刃器等，属于石片石器。三期，距今7.5-6.3万年，发现石制品5000余件，精制修理的石器数量多、比例高，大量刃缘为陡刃修理、多层修疤，具有西方“莫斯特”技术风格。四期，距今4.5-4.2万年，揭露集中用火遗迹，石叶技术石制品、有规律刻划的骨片、灼烧制作颜料的赤铁矿岩块等，表现出古人类技术与精神领域的复杂性行为。五期，距今3.9-2.5万年，包含39000-37000、36000-34000、29000、27000-26000、25000年五个阶段的遗存。第四阶段（27000-26000年）发现细石叶技术遗存，更早的第1-3阶段发现细石叶化的石制品，发现有装饰品3件和丰富的烧石。六期，距今1.7-1.5万年，发现石器生产作坊，揭露楔形细石核石器初级加工场，发现“热处理石料”的炉，发现石制品7万余件，是虎头梁旧—新石器过渡时期遗址的石器原料的来源，水洗筛选发现串珠、螺等类装饰品100余件。

新庙庄遗址发现贯穿晚更新世的六个不同时期的遗存，多个阶段都有新的文化因素发现，在华北晚更新世石器技术演变、早期现代人的出现与演化、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等国际热点课题上都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价值：

1.构建起华北晚更新世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

遗址发掘揭露整个晚更新世的六期遗存，包含石片石器、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石叶、细石叶、楔形细石核细石叶等石器技术类型，构建起华北地区晚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特别是5万年以来的文化序列接近完整，为探索华北地区晚更新世石器技术演变与现代人起源提供了系统材料。

2.华北首次发现莫斯特技术风格的文化遗存

莫斯特技术是欧洲和西亚旧石器时代中期比较特定的一套技术体系，近些年中国北部边陲的金斯太、通天洞等遗址也有发现。新庙庄1号地点的石制品体现出莫斯特技术的一些元素和类型，具有了莫斯特技术的风格，指示尼安德特人群曾经到达或影响到华北腹地，颠覆了以往传统的认识，对探索东西方人群、技术的交流提供重要资料。

3.发现华北最早的石叶技术

2号地点上文化层发现特征明确的石叶技术石制品，距今4.5-4.2万年，是华北地区首次发现石叶技术体系遗存，填补了华北地区石叶技术的空白。该遗址发现的石叶技术与中国北方已发现的水洞沟等遗址由西方传入的石叶技术明显不同，与该遗址发现的更早的具有莫斯特技术风格的石器技术存在关联，华北地区的石叶技术的起源存在另外的模式，为探索华北地区石叶技术起源、现代人的起源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4.发现华北最早阶段的细石叶技术

4号地点2.7-2.6万年的文化层发现典型的细石叶技术遗存，是华北地区最早阶段的细石叶技术，而且该层位之前发现多个更早的文化层，与2号地点上层4.2万多年前的石叶技术形成更加完整的发展链条，揭示了细石叶技术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为探索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的起源提供了系统材料。

5.首次揭露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石器生产作坊

5号地点揭露一处楔形细石核细石叶技术的石器初级加工场，距今1.7-1.5万年，处于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早段，发现多层古人类生产石器的活动面，揭露东亚首个“热处理石料”的炉，发现石制品7万余件、装饰品100余件，系统揭示楔形细石核、装饰品的生产工艺。制作石器的遗迹布置有序，由炉、剥片区、不同剥片阶段的石制品等组成，具有了石器生产作坊的功能，为探索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提供了活生生的场景。该石器生产作坊与盆地中部虎头梁遗址群旧—新石器过渡时期遗存在时代、石器技术等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是以于家沟遗址为代表的虎头梁遗址群的石器原料来源，为探索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石器原料的加工、运输提供了重要资料。

6.发现了丰富的反映早期现代人行为的现代性与复杂性的遗存

2号地点上文化层发现有丰富的石叶技术石制品、集中用火遗迹、灼烧且表面有摩擦痕迹的制作颜料的赤铁矿石、有规律线条的骨片、装饰品与石器，4号地点发现近3.9万年前的装饰品、丰富的烧石以及赤铁矿块，5号地点发现有规划布置的石器生产作坊与复杂的石料热处理遗迹、丰富的装饰品，为探索华北地区早期现代人行为的复杂化、象征行为的多样性提供了丰富资料。

7.发现了系统反映古人类逐步发展的用火方式与用火能力的遗存

2号地点下文化层发现丰富的用火遗存，上文化层发现集中用火遗迹，并发现有灼烧处理的制作颜料的赤铁矿岩块；4号地点发现密集分布的烧石；5号地点发现热处理石料的炉，种种遗存反映出古人类在晚更新世用火能力的逐步提升，并在5万年以后掌握了用火来改变赤铁矿、岩石的性质的能力，开始了促进物质产生物理、化学变化的实践，标志着古人类能力的极大提升，也为其后陶器的产生储备了技术。

河北武安赵窑遗址

赵窑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北安乐乡赵窑村一带，地处太行山东麓、马会河与洺河交汇处的黄土台地上，四周低山环绕。遗址曾于1960、1975年两次发掘，现为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在“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支持下，赵窑遗址开展了第三次连续性考古发掘工作。四年的考古工作表明赵窑遗址分布面积达110万平方米，文化内涵从仰韶时代至汉代连续不断，仰韶时代更是有完整的初期、早期、中期和晚期遗存。

2021-2022年，在遗址东南部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清理了仰韶早期、商周、战国和汉代遗存。仰韶早期后冈一期文化的环壕，为河北省史前首次发现，堪称“河北第一壕”。商周遗存为环壕聚落和墓地，其中环壕聚落是邯郸地区中商时期的最高等级聚落，结合出土陶、铜器上的箭头符号推测为“矢方”族邑所在地。台地边缘分布的战国时期花土坑可能为藏兵坑，或与战国末期秦赵战争相关。

2023-2024年，在遗址东北部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了仰韶初期、中期和战国时期遗存。仰韶初期集中发现的房址和居室葬，进一步丰富了北福地二期文化的内涵。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遗存，为太行山东麓地区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发掘，阶段性成果丰硕。庙底沟文化遗存主要为房址，灰坑内涵简单。房址分半地穴和地面式两大类，前者依面积可分小、中、大三型，穴内往往存在多层活动面，部分房址穴壁横向柱洞丰富，地域特征突出。地面式房址保存较差，地面及墙体无存，墙基结构分基槽式、柱坑式和两者结合式三类，其中柱坑结构复杂，内部1-6个不等的立柱洞，个别柱坑内或附近还有辅助的斜立戗柱洞。房址面积大者可达260平方米。

赵窑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基本完整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冀南豫北地区竖立了一把标尺，开启了区域文化谱系与绝对年代、聚落形态、生业经济等方面研究的新阶段。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遗存的发掘，更是直接推动了冀南豫北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为中原文明化进程综合研究进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南隅塔儿村乡郑家沟村西100米处的高地上，海拔1014.6米，东北距宣化古城30公里，北距张家口市中心25公里。南有桑干河，北临洋河，东北为燕山山脉，西为阴山山脉，南有太行山山脉，处于“三山两河”之间，为山间丘陵地带，属阴山山系熊耳山延脉。经调查，在塔儿村乡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7个地点，共计9座积石冢。

考古发掘的一号积石冢位于遗址东部，发现于2021年，2021-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2024年开始主动性考古发掘。其冢体位于一独立土台之上，随土台形状而建，残存平面呈梯形，剖面近半弧形，中、西部较高，北、东、南三侧较低。东西最长边残存51米，南北最长边残存43米，高0.2-1.47米，面积约1448平方米。

据目前清理情况，暂将积石冢内堆积分为五层。整个积石冢由三级土台构成，每级外围均有石块平砌而成的石围墙，石围墙围起的区域平面大致呈梯形，长边位于东侧，短边位于西侧，南北为两条斜边，整体由东南向西北逐级升高，最外侧的石围墙内还发现有土石混合、分段堆砌的工艺。

依积石冢内发现遗迹的分布规律，将积石冢分为集中埋葬和集中祭祀两区。墓葬集中发现于积石冢的西南部，第一重石围内，共60余座，其中中心大墓两座，位于第一层土台中心偏东。依据埋葬方式的不同将墓葬分为石棺、石匣两种类型，有成排、成列分布的特点，也存在上下叠压的现象，均为二次葬，头东脚西，骨骼多不完整，残缺较多，多者有三具头骨及肢骨，少者仅有一根肢骨。

集中祭祀区，位于第二、第三层土台的东南部，发现祭祀遗迹150余处，可分为“崇石”祭祀坑和人殉坑。祭祀坑数量最多，呈梅花状交错排列，平面圆形或椭圆形，内填满竖立碎石，碎石间发现有灰黑色烧灰，个别发现有碳粒和人骨。人殉坑，数量最少，为近圆形浅坑，其内整齐放置有二次葬人骨，在骨缝间和人骨底部散布有天河石、玉斧等遗物。

目前冢上出有器物200余件（套），多为祭祀、陪葬性质遗存，极少生活用器，质地为陶、玉、石、玛瑙、水晶、蚌等。其中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陶、少量夹砂红陶，偶见黑、红彩陶，可辨器形有鼓腹筒形罐、钵、盆等；玉器有玦形熊首龙、玉斧、三联璧、两联璧、方璧、圆璧、棒型器、仿生玉器、匕形器、玉镯、指环、绿松石片、天河石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彩绘熊首浮雕，宽约20厘米，长约25厘米，发现于第一层土台西北部，西侧为一石棺墓，墓东侧即为此物。

社科院考古所在对宣化郑家沟一号积石冢上的六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学测定后，结果多在距今5021-4887年。美国BETA实验室对冢上7个碳粒样品进行了碳十四年代学测定，结果也多在距今5200-4800年。综合以上测年结果，基本与我们对冢上出土彩陶、玉器等器物类型学研究的结果一致，郑家沟1号积石冢的年代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已越过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下限。

综上，宣化郑家沟遗址积石冢的发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1.近年在张家口地区陆续发现了160多处红山文化时期文化遗存。其中，郑家沟积石冢是发现的138座积石冢之一，这些积石冢的平面呈方形、梯形和椭圆形，大者有1500平方米，小者在50平方米左右，多建在山顶土包之上，用石块封砌1米左右，其内埋葬单人或多人，单人为一次葬，多人为二次葬，随葬有天河石、蚌珠等。这批遗存的发现，说明张家口地区可能是红山文化晚期人群活动的重要区域，不仅延长了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还大大扩展了红山文化人群的活动范围。

2.郑家沟遗存并不是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存，与赤峰、朝阳地区红山文化积石冢相比年代较晚，冢周围也未发现陶罐、塔形器、筒形器等祭祀性彩陶器，积石冢的建筑结构也不尽相同，冢上出土的陶器、彩陶、天河石饰、蚌饰等独具特色，与红山文化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3.宣化郑家沟1号积石冢年代跨度从距今5100年到4800年。1995、1998年发掘的阳原姜家梁墓群其年代（4907-3542年）及分布地域均与郑家沟1号积石冢（5310-4824年）这类遗存有部分重叠，但无论从墓葬的埋葬方式、随葬品，还是人骨DNA遗传信息，都反映出距今4900年前后，在张家口地区红山社会经历了一次较大的社会变革，红山文化向小河沿文化过渡也正是这一时期，反映出红山文明社会复杂化进程。

4.经社科院考古所文物保护实验室清理，彩绘熊首浮雕的制作工艺为，先选一定的区域，将土台上的垫土进行基本塑形，再铺垫红、蓝、白三色小石块及片状穿孔珠饰，后用较纯净的黄土作为地仗层，再于其上涂刷一层白灰，最后进行彩绘，结构类似于后世的壁画，是壁画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彩绘熊首”的出土或与黄帝传说相关。《竹书纪年》云：“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注：黄帝“号有熊，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从古文献来看，黄帝部族的图腾可能即是熊，而宣化郑家沟遗址所在区域正属熊耳山延脉，“彩绘熊首”的出土无疑为探究五帝时期的黄帝部族提供了重要线索。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是曹魏至北齐六朝故都。邺城考古队自1983年迄今在邺城遗址持续进行了四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为邺城遗址平面布局研究积累了重要基础资料。

为配合邺城大遗址保护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与建设，探索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平面布局，邺城考古队自2015年起持续对宫城区周边开展了系统考古工作，不断完善了对宫城范围、建筑布局及建造技术等方面的学术认识。目前可基本明确，东魏北齐邺城宫城至少由内外两重宫墙围合而成，宫城设计和功能分区规整谨严，直接影响了唐长安城太极宫的建造。

2024年，围绕“河北邺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创新课题，邺城考古队以探索东魏北齐宫城区平面布局为学术目标，接续2023年工作，对宫城西门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

发掘显示该门址平面呈凹字形，为内收型殿堂式城门，地上部分保存较好，其主体由夯土台基、夯土连墙及双阙等部分组成。

门址部分夯土台基平面呈横长方形，南北面阔约38米、东西进深19.6米。台基上发现3列8排柱础破坏坑及数条夯土隔墙，推测应为面阔七间、进深两间的殿堂式城门。门址东侧设有三条斜坡慢道，北慢道和中慢道保存较好，门址西侧与慢道对应处有三条砖铺甬道。据柱网结构、门址内外对称分布的斜坡慢道及砖铺甬道分析，该门址中部应开三门。门址两翼有夯土连墙与阙台相连，夯土连墙上局部可见包砖残留，包砖外侧在白灰墙皮上还涂抹红彩。门址外双阙均为平面呈曲尺形的一母二子形式，保存较好。北阙母阙呈曲尺形，长10.76-10.86米、宽7.83-7.93米，东子阙东西长4.9米、南北宽6.86米，北子阙南北长5.2米、东西宽7.01米，阙台内外均有包砖沟槽。北子阙连接北宫墙，宽2.59米，宫墙内侧还有较多保存较好的带红彩墙皮。南侧阙台与北侧阙台基本对称，规模、形制相当。门址东南设有角门一座，夯土台基南北长6.22、东西宽6米。

出土遗物以砖瓦类建筑构件为主，主要有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灰陶或釉陶质瓦钉帽、兽面瓦、方砖等，特别如门址北侧门洞附近出土的石狮门砧，制作精良、类型丰富，显示出独特的时代特性和较高的建筑等级。

2023-2024年宫城西门的发掘系邺城考古队首次对东魏北齐时期的宫城门址展开考古工作。据发掘了解到，该门址与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平面极为相似，仅规模略小，但保存更为完好，平面结构及细部做法更为清晰明确。该门址不仅是邺城遗址首次发现，也是中古时期继北魏洛阳城阊阖门之后再次发现保存极为完整的宫门遗址。结合文献记载，可初步推测该门址为东魏北齐时期宫城西侧正门“千秋门”遗址。这样的宫门形态对于深入了解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布局、宫禁制度乃至中国古代宫城建筑格局和宫门形制演变等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宫门遗址出土的诸多遗物也极具特点，如石狮门砧、桃心形瓦钉帽等为该门址的建筑复原、重新认识如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发现的“门楼图”等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证据。

邺城宫城西门的考古发现为不断推进的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深刻践行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丰富了文化内涵，亦为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兼收并蓄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