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主要针对4000BC~2000BC年间，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范围内的崧泽—良渚文化开展研究，以完善对该阶段社会复杂化过程的认识，提炼总结本区文明演进模式。

经过各省学者的共同努力，通过对凌家滩、寺墩、福泉山、玉架山、良渚等中心聚落和中初鸣、磨盘墩、柘林、大榭等遗址的系统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对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整体进程的认识得到显著提升

首先，对从崧泽到良渚的演进发展的动因、过程有了较深认识。

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出现了凌家滩、东山村等中心聚落，迈入古国时代第一阶段。随着距今5500年前的一次气候事件，促使当时人群改变了采集狩猎为主、稻作为辅的经济模式，稻作农业成为主要生业部门。因为原来周边河谷和山前的可耕地不足，而海平面稳定，导致长江带来的泥沙快速沉积，太湖平原在6000年后基本形成，经过几百年的淡化，已经成为稻作适宜区，因此导致周边人口快速向太湖平原迁徙，带来大量先进技术和观念，创造出适宜水网平原的堆墩居住和稻田环绕的生产模式，促使了太湖平原腹地的快速开发。而当时因为稻作亩产不高，如果村落人口保持几十上百人的旧有规模，则维持人口所需的稻田距离过大，因此，良渚人普遍将农业生产型聚落拆分成为一二十人的较小规模，各聚落之间的间距普遍为500~1000米，形成密集分布的聚落集群。由此创造出早期的江南生活模式，影响至今。

随着社群规模的小型化，聚落内部的个体小家庭也成为基本社会单元。如仙坛庙、普安桥等遗址发现成排分布的小土墩。这种经济独立的个体小家庭，已经出现明确的贫富分化，标志着私有制已经深入到良渚社会的最基层。

平原地区大量移民人群，面临着新的社会秩序的构建。为此，良渚社会在5000年左右完成了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王权制度建设，据此统摄了区域内的各人群，建立了神王之国。为了强化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良渚人建立了统一的玉礼器系统，建设了各地区的礼仪和权力中心。

对各中心聚落的结构和演变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不同阶段不同环境的中心聚落显示出因地制宜的不同的模式。如寺墩等平原型中心聚落，良渚阶段体现为以主墩为中心，双重水系环绕的聚落格局。而玉架山遗址则呈现出多个环壕聚落单体围绕着一个中心，呈现出若即若离的样貌。而在良渚遗址群，聚落结构和演变更为复杂。从良渚早期到中期阶段聚落结构曾经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早期各遗址点聚落之间和聚落内部都产生了明显的等级分化，但是从规划角度看，各聚落都是利用山前地貌进行局部改造，表现出分散的多中心的模式，不存在整个遗址群范围的统一规划。到良渚中期，则在遗址群空间的中心位置开始了莫角山、反山等大型礼仪空间的统一营建，这个礼仪中心与周边三面山体保持着3公里的统一距离，显示出一种居中而建的规划理念。与古城的建设配套，这一时期在周边几乎所有山谷谷口和平原散丘，开始统一规划建设外围水利系统。其后又营建城墙、外郭，形成结构完备的良渚古城的动态过程。这些统一规划和建设行为表明遗址群已经形成统一的实体，其建设规模和规划理念与早期阶段发生根本性转变。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社会组织结构也完成了从女性权力占优向男性威权的转化，信仰体系也从以龙形纹向统一神徽的转变，体现了早期国家社会组织产生和演变的清晰过程，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教科书式的样本。

多学科研究大大加深了对良渚社会的理解

良渚社会存在明确的城乡分野。考古显示良渚古城城内居民除了贵族和宗教人士，多为从事玉器、漆木器、骨角器、石器等加工的高端手工业者，而没有发现有任何农民的线索。多学科的研究也良渚古城城内没有任何水稻田。池中寺粮仓灰烬中发现20万斤的炭化稻谷，其抽样DNA分析显示至少有6个产地。猪肉的锶同位素分析也显示城外有3个产地。通过稳定同位素和DNA的分析，城内发现有远自中原和海岱地区的个体，显示出跨文化区的人群流动。因此良渚古城是一个各类资源皆由外部汇入，人口跨区域聚集的都市，其影响力和发达程度超乎想象。

持续的研究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多元性的认识

稻作农业的发达促进了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的专业化。除城市手工业外，利用当地资源和有利条件，出现了从事农业和石玉器等专业化生产的基层聚落。如施岙和茅山遗址都发现大规模农田；中初鸣遗址群则集中从事低端玉器生产。处于分水江河滩的方家洲、沈家畈等遗址，则以石器的粗加工为生业，从而使良渚基层聚落呈现出复杂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