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西北郊，现行政规划隶属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遗址地处江汉平原东北缘，为平原到丘陵的过渡地带。所在区域北高南低，东北向可远见桐柏山、大别山等山岭，南则邻长江中游东西向的通道。而从北部山岭到江汉平原，海拔向南逐步降低，由此又发育多条自北向南汇入长江的支流。盘龙城遗址即位于其中一条重要河流——府河的北岸，东南距长江约20公里，有着天然地理交通的优势（图一）。

1954年，武汉市遭遇洪水，在盘龙城遗址范围内取土建堤，因而发现遗址。早年的调查工作曾根据采集的陶片、青铜器和石器，大约估计在新石器至商周阶段。1963年，盘龙城遗址楼子湾地点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了解遗址大体与郑州二里冈年代相当。1974、1976年，北京大学俞伟超先生、李伯谦先生分别带队对盘龙城遗址城址区、李家嘴贵族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由此揭示出盘龙城遗址城市聚落的基本格局、文化面貌，明确了盘龙城遗址为早商二里冈时期一处城市聚落，并在文化面貌上展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一致性（图二）。这一发现不仅实证早期中国黄河、长江文明的统一性发展；更通过城址、大型建筑、青铜器等，使社会首次了解到在青铜时代早期长江流域就已达到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

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贤一先生主编，刊布了《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成为这一阶段考古工作收获的一个总结（图三）。

揭示城市聚落布局的动态变迁

盘龙城遗址已历经多代学人长期工作，在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基本格局和城市性质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工作成果，也为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2013年以来，为配合盘龙城遗址考古公园建设，同时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时期）”、大遗址保护与考古思路的指导下，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牵头，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对盘龙城遗址展开了新一个阶段的考古工作，并将总体的学术目标设定为进一步了解盘龙城城市聚落和城市性质。

以往对于盘龙城城市布局的认识，多将其画为一个以城址和宫殿基址为中心，周边分布有高等级贵族墓地、一般平民居址等结构的平面图。不过，盘龙城主体的年代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延续至二里冈上层偏晚，有着近400年的延续时间。在这样一个长的时间段内，一座城市的出现、兴起和废弃，理应存在布局上的变化。为此通过系统梳理以往资料，并围绕盘龙城遗址杨家湾、王家嘴地点的考古发掘，我们揭示出盘龙城城市聚落存在三个阶段的布局变化（图四）。

盘龙城遗址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聚落的中心区域位于遗址南部靠近府河北岸的王家嘴地点。该地点为一处向府河延伸的岗地（图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府河河堤的建设曾对这片区域进行过考古发掘，并在南城垣下的堆积中发现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下层偏早阶段的遗存。2021~2022年，我们进一步对王家嘴进行了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一处二里冈时期居址区，更在其下层位中集中见到一批盘龙城遗址早期遗存，出土陶器的类型与组合可见中原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的风格。通过对早期单位炭样进行的系列样品碳十四测年，这批遗存绝对年代大致落在公元前1550~1600年之间。而长江中游这一阶段沿汉水中游、涢水至长江沿线可见分布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遗存。盘龙城遗址的出现正处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中原文化向南扩张的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展现出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长江流域开始迈入青铜文明。

盘龙城遗址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形成以城址、宫殿建筑基址、李家嘴贵族墓地为中心，外围王家嘴、杨家湾、杨家嘴、小嘴等地点分布有一般居址区和手工业作坊的布局形态。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表明，盘龙城遗址城址、宫殿建筑基址和李家嘴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出现于二里冈下层偏晚，并不晚于二里冈上层偏晚遭到了废弃。2015~2019年，我们又陆续在城址西侧的小嘴地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盘龙城遗址铸铜手工业生产遗存，确认该处应为与城址同时的一处大规模铸铜作坊区。从此从手工业作坊的角度进一步填补了盘龙城遗址这一阶段城市布局的空白。这一阶段盘龙城城市达到鼎盛阶段，聚落面积超过2平方公里，属于中原王朝控制之下南方地区等级最高的聚落。而围绕在盘龙城周边区域，从北部今黄陂、孝感、大悟，南抵达长江以南的洞庭湖、鄱阳湖流域，分布有数十处规模相对较小的聚落，与盘龙城一道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级的聚落网络。这一阶段的盘龙城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展现出了青铜时代早期中央对地方的强势控制。

盘龙城遗址城址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聚落的中心区域进一步转移到遗址北部地势较高的杨家湾南坡。杨家湾岗地曾发现多座高规格的青铜器贵族墓葬，年代均属于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大致相当于中原二里冈上层偏晚至洹北花园庄期。2006~2014年，我们陆续在杨家湾南坡发现大型建筑基址F4，并在F4西侧发现多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杨家湾F4仅残存柱坑，大型柱坑直径约1米，其复原后长33米、宽12米，方向26°，规格和结构与宫城内F1大型建筑基址相当，应为一处宫殿类或公共性活动的建筑。F4西侧则分布有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其中M17出土金片绿松石镶嵌兽面形器，与郑州商城近年发现的书院街高等级贵族墓葬M2黄金绿松石牌饰相近（图六）；同墓还出土有多件青铜器，包括一件带鋬觚形器（图七）、兽面纹牌饰（图八），均为首次发现，体现了较高的规格。南侧的M19墓葬规模与M17相近，出土鬲、尊等青铜容器，刀、柄形器等玉器，同样应属于盘龙城高等级贵族墓。根据杨家湾F4所处层位关系和其周边灰坑出土陶器、墓葬随葬的青铜器，上述遗存的年代属于盘龙城最晚阶段。由此可知，杨家湾南坡围绕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贵族墓葬，形成了盘龙城最后一个阶段城市高等级贵族居葬的中心区域。此外，在遗址北部边缘区域的小王家嘴地点，2015年发掘揭露一片属于盘龙城遗址晚期的墓地，墓葬规模较小，但仍出土有较多的青铜器，多打碎埋葬，其应为这一阶段城市外围一般贵族或平民墓葬区（图九）。盘龙城城市聚落晚期城市聚落中心压缩在杨家湾岗地，同时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数量、类别均有下降的趋势，部分铜器显示出简化的装饰特征，表现出城市的衰落。在此之后盘龙城城市聚落遭到了废弃，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的影响也逐步退出江汉地区。围绕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地方文明，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整体来看，盘龙城城市聚落布局存在一个从南部海拔较低的王家嘴，到营建城址、城市内的大型宫殿建筑和李家嘴贵族墓葬区，再到北部地势较高的杨家湾，三个阶段的变迁过程。盘龙城的兴废是长江流域青铜时代早期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背后展现出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经略的动态历程。

认识商代地方性城市的铸铜手工业生产

相当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尤其是大型青铜容礼器的铸造与生产，以往多认为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的郑州商城等都城区域，受到中央王朝的强力控制。而外围周边区域则缺乏青铜器生产的直接证据。盘龙城遗址目前发现了大量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其是否存在当地铸造的可能性，一直备受关注。2013年，我们在小嘴地点调查采集发现有6件石范，指示出这一区域可能存在铸铜生产活动（图十）。2015~2019年，我们持续在小嘴地点展开考古发掘，发现灰沟、灰坑、房址等遗迹现象（图十一）。为此我们特别使用便携式荧光光谱仪，对相关遗迹表面化学元素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存在铜含量的富集区域，由此确认这一地点存在铸铜生产活动。与此同时，小嘴发掘还出土有大量陶范、陶坩埚，铜冶金渣、炉壁及青铜器残块、砺石、木炭块等与青铜器铸造活动相关的遗物，展示出从熔炼、浇筑到青铜器成形修整的整个生产过程（图十二）。小嘴地点现存面积近5万平方米，其所揭露出的铸铜生产遗存内涵丰富、结构复杂，表明盘龙城遗址铸铜生产活动规模较大，其复杂程度远超以往学界认识。陶范中也包括容器范，说明小嘴地点能够生产青铜容礼器。根据相关单位出土陶器和碳十四测年分析，小嘴铸铜手工业遗存年代集中于二里冈上层一期，与东侧的城址、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年代相当。

我们同时对小嘴铸铜遗物进行了冶金学的分析。多学科研究表明盘龙城小嘴地点的铸铜手工业在原料和技术上与中原郑州商城存在高度的一致性，金属物料可能来自赣北的瑞昌地区。这也是首次从实物资料证明长江以南铜矿资源带、盘龙城商城和郑州商城在青铜资源上的交流互动，并体现出盘龙城在中原王朝获取南方产品、资源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盘龙城小嘴地点发现的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存，是首次在早商时期的地方城市发现明确的铸造青铜容礼器的证据，表明早商时期地方城市能够获取青铜资源、铸造青铜器，对重新认识商王朝早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早期国家重要生产技术是否为国家控制、盘龙城城市聚落的性质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重建商时期盘龙城的古环境与古景观

盘龙城遗址现今主体东邻盘龙湖、南邻府河，由多道向水面延伸的岗地（当地人称之为嘴子）组成，遗存主要分布在海拔20~40米之间的低丘与河湖相间的区域。与北方同时期城址不同，盘龙城遗址呈现出了破碎化的景观。为进一步了解盘龙城遗址环境变化，复原盘龙城城市使用阶段的景观环境。自2015年开始，我们围绕遗址周边水域环境的变迁，展开了钻探、发掘等工作。通过搭建水上平台进行水下钻探（图十三）、在枯水期于湖滩地进行解剖沟发掘，均在淤泥层下发现有商时期的文化堆积。测算堆积的深度和厚度，我们认识到商时期遗址周边河湖水位至少比当今水位低5~7米。若回归到商时期水位较低阶段，盘龙城城市聚落分布应从现在所见主要分布在岗地和临湖岸边，实际应延伸至当今湖底，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图十四）。盘龙城遗址的景观与环境考古学研究，是首次在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揭示出遗址景观与环境的变迁态势。而从盘龙城遗址周边河、湖水位的变迁和遗址景观研究，可进一步推知整个江汉地区夏商时期的水位比当今要低。这为认识长江历史上水位变迁，古今聚落选址规律提供了重要资料。

探索杨家湾北部区域的石构工程遗迹

盘龙城遗址城址区规模较小，其内仅发现有高等级的大型建筑，应属于一处宫城。而在北部的杨家湾至杨家嘴地点则曾怀疑存在外城垣的迹象。为此，2015年我们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发现大范围石头堆积的迹象，其东西分布长约655米，南北最宽处约200米（图十五）。之后我们围绕石头堆积在多个地点布设解剖沟进行发掘，发现其多顺岗地自南向北坡状分布；而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陶器判断，石头堆积的年代属于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之后我们先期利用探地雷达、地磁等技术手段，对地下石头分布做进一步的探查。2019~2020年对杨家湾北坡中部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一处较完整的方形铺石面（图十六），并有一圈烧土围绕，另在周边发现数处较深的灰坑。方形铺石面约5米见方，形状规整，可知属于商时期的遗迹。灰坑内填土经土壤微结构分析，认为属于数处较快速的埋藏过程，不似生活类堆积；而方形铺石基础的附近堆积同样见有大量陶缸填埋的现象，部分完整放置，一度怀疑可能与祭祀活动相关。

2023~2024年在2015年杨家湾北坡解剖沟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对杨家湾北坡西部区域展开考古发掘，揭露一处较大规模、呈东西向直线分布的石砌遗存。目前揭露长约81米、最宽处约5米（图十七）。石块基本顺整个岗地走势分布，东西两端可见较小的石块垒砌成平行的两道，中间填有陶缸片、细腻的红黄土和碎石块，部分石块底部垫有陶缸碎片用于加固；中间部分所用石块较大，约1米见方，成单排放置。在这一遗迹南侧还发现单一陶缸的器物坑，约有17件较为完整摆放于坑内（图十八）；另还有部分陶缸完整倒扣在石块上。上述遗迹所用石块均为石英砂岩，在本地多见，其大量整齐垒砌显现出较大的工程量。根据其走向、分布和基本结构，我们认为其属于盘龙城北部聚落晚期核心区的一处大型石构工程。根据地层关系和石砌遗迹周边文化堆积所见陶器类型观察，石构工程及相关遗存的年代应属于盘龙城遗址的最晚阶段，大体对应二里冈上层第二期至洹北花园庄期。

此类石构工程建筑为长江流域夏商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其巨大的体量和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凸显了所在的杨家湾、杨家嘴这个岗地在盘龙城遗址晚期的重要性，也同时说明这一时期盘龙城遗址在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所具有的中心城市的地位。结合石构工程的规模、结构和周边遗存的分布状况，其并非一般居民的生活或生产类遗存，而更可能为城市内部的一种框架性遗迹，反映出背后组织者较高的社会等级，推测可能具有公共性或防御性的功能。石构工程建筑围绕杨家湾—杨家嘴这个岗地北侧，而其南侧同时期则分布有大型建筑和高等级贵族墓葬，两者在布局上应相互关联，构成了盘龙城遗址城址聚落晚期的中心。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北部所见大型石构工程，也进一步表明盘龙城遗址聚落布局，特别是杨家湾地点比以往学界认为的更为复杂。

助力长江文明的传播与展示

盘龙城遗址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们的考古工作同时还充分与遗址公园建设相结合；而作为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代表，盘龙城持续性的发掘与研究，同时也助力长江文明的传播与展示。

我们的考古工作方法充分考虑到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展示需要。除了配合遗址公园建设的考古发掘外，每一次在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均充分预设到未来可能公众的参观路线和展示方案。其中对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小嘴地点的发掘，较大扩展了原有遗址公园以城址区为核心的参观。考古发掘所获遗物不仅补充遗址公园博物馆展品，更重要的是相关研究的成果为博物馆陈列方案提供学术支撑，惠及公众。我们对于盘龙城城市聚落布局变迁的认识，成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中框架性结构之一；对于小嘴铸铜手工业作坊的发掘、遗址聚落景观的认识，研究成果均及时补充进基本陈列中。盘龙城遗址墓葬发现有大量碎器葬，我们对相关器物修复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保留其破碎或敲击的痕迹，让公众更为直观地了解商代的葬俗。

近年来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积极走向国际。2018年与芝加哥大学展开联合考古科研项目；2024年又进一步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举办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图十九）。围绕国际科研与教学合作，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也希望成为一个窗口，将长江文化乃至中国考古的经验、方法与理论，向世界传播。

2024年是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大规模科学发掘50周年。在多代前辈学者工作的基础上，2024年我们出版了《盘龙城：1995~2019年考古发掘报告》。在过往的工作中，因盘龙城遗址的发现，我们得以了解到早在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长江流域就有着强势影响，并由此窥探青铜时代早期长江流域的社会面貌。而通过近十年持续性工作，我们聚焦盘龙城城市布局与聚落性质，进一步揭示出在夏商王朝对长江中游扩张的过程中，盘龙城所具有的中原政治系统的属性以及中心性城市的地位。而进一步扩展到长江中游，在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扩张的浪潮下，以盘龙城为中心形成了多层级的聚落网络，并展现出中原王朝对地方管辖的最早形态。而其背后所蕴含的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文明的互动，又深刻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 执笔：孙卓 徐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