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物的线描图精美绝伦。其线条匀细圆转，遒劲有力，仿佛带着一股古老的力量，在诉说着那段被尘封的历史。从这些线条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前辈们的智慧与才华，更能领略到老馆长那令人钦佩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当下的我们，正是要传承这样的学术精神啊！”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轻轻摩挲着硫酸纸上那栩栩如生的莲鹤方壶，不禁感慨万千。此时，钟表已悄然指向了2025年1月3日的刻度。

马萧林手中的书稿，正是那本历经近一个世纪风霜的《郑冢古器图考》。这是一部凝聚了无数智慧与汗水的学术巨著，是20世纪前期著名学者关百益先生（1882—1956）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故事还得从1925年说起。

1925年（乙丑）闰4月，为母守孝（丁忧）的关百益先生，谢绝了外界的纷扰，在自己的书斋“梦周山房”中捧卷读“礼”。他将《周礼》《仪礼》和《礼记》中关于名物制度的记载与1923年郑公大墓出土的古器形制相印证，对先世大儒的学说进行琢磨校订。在此基础上，他编撰了《郑冢古器图考》十二卷。同仁们纷纷催促他印刷出版，以先睹为快，分享业界。但关先生坚持认为，考订古器物应文字与图像并重，方能使读者真正得其要领。于是，他每日往返于开封文庙的古物保存所，观察琢磨保存于此的郑公大墓出土文物。他仿照宋代人绘制博古图的方法，精选60余件精品，用中国画铁线描法精心绘制了线描图。历时半年有余，于1925年9月完成了书稿，了却了一桩心愿。

说起此事，要追溯到1923年（癸亥）8月，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这批文物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沸腾。面对这一重大发现，时任河南通志局金石志纂修的关百益迅速投身到研究工作中去。在近百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中，他首先对唯一一件有铭文的“王子婴次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据此成书《周王子颓器识考》。该书于同年10月由河南金石编纂处印刷出版。然而，关百益先生对其他古物的形制功用未能一一考证辑为专书，心中始终留有遗憾。

《郑冢古器图考》是对新郑出土古器的一次初步整理和研究。书中收录的青铜器造型精美、纹饰繁复，宛如一件件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器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艺术的瑰宝。全书将出土古器分类编排，详细描述和考订了每件文物的尺寸、重量、造型、纹饰、用途等信息。凡相同之器，皆摹描一图，共录入器物127件（其中铜器113件）。除了对文物进行分件考释，关百益还记录了许多郑公大墓发掘实况，如在墓中发现一“人下颌骨”，“骨面满敷辰砂”，十分特别；又如在墓中“重器以百余计，而古玉如是寥寥”，仅存玉片等件，复言“传闻当启墓时，得玉盈匣，后不知归于何有”，话语寥寥，但乱世宝器难存之状，已现于纸上。

他还将考古发掘与现代科学互参，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他通过研究墓中人下颌骨上已生智齿，而牙上珐琅质未曾损坏，推测墓主年逾三十而未及衰耄；又结合在《周王子颓器识考》中所言，推测墓主为郑厉公。书中结论不一定准确，但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为后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该书在当时对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相关学科发展。

1930年2月，中华书局将《郑冢古器图考》一书印刷发行，这不仅推动了当时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前身）在学术界的影响力。然而，由于时间久远，存量极少，这部著作的庐山真面目始终难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关百益先生，是一位在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及书画等多个领域都拥有深厚造诣的杰出学者专家。1930年12月至1935年10月，他担任河南博物馆馆长一职，在考古发掘、学术研究、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河南博物馆的发展。当时的报刊曾赞誉道：“豫省为历代都会所在地，时常发现古物，故除故宫博物院外，收藏之丰在国内首屈一指者为河南博物馆。”

星移斗转，时光来到百年之后。

2027年，是河南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的大喜之年。为做好百年庆典的筹备工作，寻找历史文献和资料被提上了工作日程。

2024年9月，河南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西安工业大学关立行教授的书房里，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精美的手绘线描图。它们已经被封存了近一个世纪，带着一股古老的气息，等待今人的启封。

关立行是关百益先生的三子，1943年3月出生。在关百益先生于西北大学任教时，关立行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1956年，这本书稿由关百益先生的妻子田玉芝捐赠给了西北大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1975年西北大学图书馆将书稿寄还给了当时在邯郸工作的关立行先生。当工作人员看到这些书稿时，它们仍保持着原包装，未曾被打开过。当关立行、马京巧夫妻和他们的儿子关洪涛一起拆开包装时，那些精美的线描图仿佛穿越了时空，再次展现在了大家面前。所有人都惊叹不已！

工作人员随即提出：“关老师，能否让我们将书稿带回河南博物院，修复整理将其再版印刷，让现在的读者也能看到百年前关百益先生的精心之作？”关立行先生毫不犹豫地表示：“只要能让我父亲的著作重现于世，我没什么意见和要求！”他陷入了沉思，缓缓说道：“我幼年时，经常听母亲讲起，父亲为了这本书整日趴在书桌上，一笔一画地描绘着。他对这本书尤为重视，到老年时身边只有这本书稿相伴了。”

工作人员回到河南博物院后，立刻向院领导汇报了此事。马萧林对此感慨良多，极为重视这件事情，安排工作人员迅速行动，前往西安取回书稿，并对书稿进行了保护修复和影像信息提取。与此同时，河南博物院还制订了详细的出版方案。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部承载着厚重历史与学术价值的著作能够再度面世，让更多人领略到关百益先生的学术风采与不朽贡献。同时，也传承和弘扬着中华文化遗产的璀璨光辉。

百年沧桑，从1925年关百益先生编撰《郑冢古器图考》到2025年书稿的重见天日，这段跨越时空的旅程见证了文博人学术精神的传承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