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生活图景，建筑是很好的视角。它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技术取决于经济水平、匠人工艺和文化交流，艺术取决于生活层次等级。汉代江西建筑明器普遍流行，尤其以东汉时期生产生活类建筑明器最为显著，涉及仓储、卫生、禽畜饲养、炊事、居住等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江西汉代“地下世界”中建筑明器的研究，揭开江西汉代生活图景的神秘面纱。

农业建筑明器

这里的农业建筑明器包括陶仓（囷）、农作物加工明器和水井。其中，陶仓（囷）明器出现的频率最高，平面形制有圆形和长方形，圆形粮储称囷，方形名仓，多为泥质灰陶和红陶，部分为釉陶器。另外，在收获农作物后，要经过去秕和脱壳等加工流程。在宜春地区出土了粮食加工类模型明器碓房或舂房，平面为长方形，内置有碓臼、承盘，外墙壁面饰以斜方格纹。此类装置与同时期的河南三门峡陕县刘家渠村北东汉墓出土的碓房模型相似。此外，陶水井模型也为数不少，时常伴随着吊桶成为组合器，有平折沿弧腹型、折肩型、直筒型、带井亭型等四种。

农业明器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究其原因，与人口的剧增有一定关联。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大增，到了东汉时期，豫章郡的粮食调往到东郡、南阳、庐江等地，侧面反映了豫章郡粮食富足盈余，储藏粮食也成为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此外，两汉之交，北方动乱，大量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南迁。东汉初年南迁人口“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地广人稀的江西应在其列。豫章郡人口增量中应有大量北方移民，这些“北人”成为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理念、工具，粮食增产和多样水资源的供给，加上“北人”原有的建筑明器随葬风俗，“事死如事生”理念的作用，随葬品中出现大量类型简单的建筑明器。

厕所与动物饲养

厕所是家庭生活的重要设施，两汉时期厕所大多以溷厕形式出现，即厕所与猪圈相连。江西地区的厕所和猪圈各为独立形式存在。南昌东汉墓中，首次出现厕所，为单体悬山顶两开间厕所，内部被墙体隔断，各间正面开一门。圈养猪模型在东汉宜春地区曾有采集，该猪圈呈长方形，纵面一端设有进食口，通体饰方格纹。除此之外，九江、宜春、南昌出土过数具陶猪模型，质地有滑石猪和陶猪。除养猪以外，其他家禽家畜的养殖也较为普遍。南昌和九江地区都曾出土陶牛模型，萍乡地区出土汉牛车纹楔形墓砖。陶鸡、陶鸭、鱼纹砖模型都有大量出现，这些禽畜模型出现在墓葬里，一方面说明墓主生前生活中曾饲养，另一方面说明这些禽畜已经融于百姓的饮食中。例如烧烤，江西出土的汉代方形十一排铁烤架体现古人制作熟食的工具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此外，海昏侯遗址出土的青铜三足器，上端是一个肚大口小的容器，下端连接一个炭盘，之间并没有连通，和现代意义的“火锅”非常接近，上部是食物器皿部分、下部为一个炭火盘。发掘时，它已有被用过的痕迹，炭盘里有明显炭迹，锅内也有使用过的迹象，甚至还有板栗等残留物。通过有使用痕迹这点判断，它可能是墓主生前使用过的实用性物品，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海昏侯生前吃“火锅”的饮食习惯。除青铜火锅之外，随之出土的还有另一个火锅重要食具，发掘者认为是吃火锅时的专用蘸料器皿，具备加热保温功能，这已经与现代人吃“火锅”方式相似。

炊事之器

与饮食紧密联系的烹煮器具便是灶，自人类学会用火，灶即成为重要的生活设施。江西地区灶具随葬的首次发现在南昌永和家族墓M13，该灶为长方形，在其正面有四个灶门，灶面上四个火眼，配备有日常烹饪所需的釜、甑、盆、罐等，后缘和右侧有矮隔墙。隔墙角落处有烟囱，丰富程度超乎想象，再现了汉人厨具的配置和组合情况。其后见于东汉时期，以船形状灶为主，部分施釉，除了火眼上的差别，彼时形象变化不大。王充《论衡·讥日篇》言：“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见生人有饮食，死为鬼当能复饮食，感物思亲，故祭祀也。”《汉书·五行志》云：“灶者，生养之本。”刘熙《释名·释宫室》对灶的解释为“灶，造也，创造食物也”。这些灶明器的随葬应是以生活中的灶台为原型，对现实生活的模拟和参照。

此外，部分东汉墓出土食案，有素陶案和釉陶案，皆长方形。

居住类建筑明器

居住类建筑明器与生活紧密联系，基本为生前居住样式的缩小化模拟。江西南昌永和村西汉中期墓M14随葬一件庑殿顶建筑明器，平面呈长方形，屋内设置齐全，分前后两部分，布局与秦汉时期居所“一堂二内”形式中的“日”字形格局相同。此外，该墓为双室土坑墓，墓室底部和四周堆积木炭，后室底部设有一条用筒瓦砌筑的排水沟。可见该墓主在生前已掌握了建筑的防潮和排水技术，生前建筑可能已在居所内使用了筒瓦建筑材料。之后至东汉末期居住类建筑明器基本未见。

探讨建筑样式总体状况则需借鉴更多墓葬本体面貌。两汉时期江西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为主，前者在东汉中期以前较为流行，土坑墓形制较为简单。砖室墓自东汉初期开始出现，至东汉末期都普遍使用，东汉中期以前的砖室墓与土坑墓形制接近。从东汉早期至东汉结束，江西葬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赣州狮子岭墓葬长方形单室画像砖平顶墓，上高泗溪城头M1的十字状砖室墓，南昌青云谱施家窑多室墓，这些葬制较前期复杂多变，个别拥有丰厚财富或较高身份地位的人士在随葬物上丰厚，少数墓葬甚至表现“奢华”。南昌海昏侯墓园及其内的礼制性建筑，平面分别呈方形、“凹”字形、长方形，祠堂和厢房为回廊形建筑。墓园围墙用夯土筑成，礼制性建筑平面形状“凹”字形，回廊形建筑格局。不过这是零星情况，大部分地区平民墓形制较为简单。

文化因素

考古资料表明，江西汉代建筑明器在西汉时期总的比重较小，到了东汉时期比重上升，在南昌和宜春地区分布多，在其他地区分布少。西汉早期宜春地区是仓储明器的发生区，西汉中后期大落，基本不见，东汉开始普遍流行。水井、家庭饲养、炊事及其他建筑模型与仓储明器情况基本一致。居住类建筑明器在西汉中期出现，之后不见。随葬建筑明器在各时代和各区域的比重差异反映了汉代江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然，这一问题不是孤立的，而与江西自身的经济结构和汉文化的传播进程密切相关。

俞伟超在《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认为汉代模型明器的发达主要是由大土地所有制的经济面貌所决定的。江西土地分散，基本为自耕农经济，土地兼并状况不如北方，难以形成大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农业技术及调配劳动力在自耕农层面推广缓慢，经济发展水平相应减弱，以建筑明器为代表的葬俗也会种类有别，轻重不同。另外，建筑明器广泛分布于南昌和赣西地区，与江西汉墓的分布基本一致，都与当时的郡区中心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南昌是豫章郡的郡治所在，赣西靠近长沙国，地理之便有利于文化之传播。不过整体来说，豫章郡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习俗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之后展开恰如江西汉墓建筑明器反映的情况一样。文化传播也不是简单直接地继承或模仿，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呼应。

虽然江西汉墓所传递出的信息大于文献记载，“豫章出黄金”的描述让我们对文献纪实产生了质疑，海昏侯遗址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江西汉代社会的认识，琳琅满目的黄金、巧夺天工的器具、精雕细琢的配饰……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了汉代豫章郡“奢华”的认识。但寻常百姓家建筑明器时空分布的多寡映射出的经济状况在于西汉时期江西在缓慢发展，东汉时期的社会在蒸蒸日上；南昌和赣西地区发展较快，其他地区发展较慢；农业类建筑明器较多，非农业建筑明器较少。通过建筑明器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汉文化的传播进程，以及背后所体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开发程度。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江西发展的基础，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是发展优势，而东汉初年外来人口是开发的加速器，在此之上东汉时期的江西实现了温饱无恙和经济发展稳定向前。待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治中心先后迁移至武昌再至建业，南方崛起，江西地区得到了深度开发。

（作者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