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指方向 上下联动聚能量

长江，作为中华文明的“主动脉”，以其庞大的自然体量、卓越的经济贡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和现代发展的核心动力。它与黄河共筑文明“双核”，与大运河构筑南北水运网络的“十字轴”，共同塑造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性，体现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自信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国家积极部署，上下联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谋篇布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的印发，明确提出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并把组织开展长江文物资源调查作为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的重要专项。同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全国长江流域文物资源专项调查工作。2023年9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基于长江流域13个省市提交的调查报告，开展了《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成果研究》项目，梳理了全国长江流域文物资源的概况，摸清其保存现状及保护利用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以期为长江流域文物资源保护传承以及长江文化公园建设工作提供基础支撑。

探明家底深剖析 多方对比细梳理

长江流域文物资源分布与分类。长江流域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其文物资源丰富多样，涵盖从史前时期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阶段。根据各省提交的长江流域文物资源报告，核定长江流域文物资源共计231563处。其中，以秦汉、明代、清代及近现代时期文物资源居多。长江流域的文物资源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多样性。上游以巴蜀古文明为主体，红色文化为近现代衍生；中游则兼具史前稻作水利传统与楚文化高峰，长江下游以稻作文化为根基，但融合海洋资源利用。长江流域的文物资源不但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丰富。不同类别的文物资源按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古建筑、古墓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其他类，占总量的比例分别为35.8%，29.7%、18.3%、11.6%、3.5%和1.1%。

标志性文物。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拥有众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资源。这些标志性文物不仅见证了长江流域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标志物的筛选可主要参考五项核心标准：见证文明起源进程（如良渚古城）、代表技术创新高度（如曾侯乙尊盘）、反映文化交融节点（如朐忍县遗址）、体现生态智慧（如都江堰）及展示艺术成就（如大足石刻），涵盖从史前遗址到近现代工业遗产的完整时空序列。

根据长江流域各省市提供的文物资源清单，可被列为各地标志性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有：浙江省的河姆渡遗址、跨湖桥遗址、良渚遗址，上海市的新场古镇、福泉山遗址，江苏省的大运河遗址、葛城遗址，安徽省的凌家滩遗址、禹会村遗址，湖北省的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湖南省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彭头山遗址，江西省的仙人洞遗址、吊桶环遗址，重庆市的冬笋坝遗址、白鹤梁题刻，贵州省的观音洞遗址、盘县大洞古文化遗址，四川省的三星堆遗址、宣汉罗家坝遗址，云南省的元谋人遗址，青海省的称多县塞巴遗址、玉树市拉姆扎岩画，西藏自治区的长江源头纪念碑、渡江口遗址等。

对于标志性文物资源的筛选体系研究将随着长江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而不断推进。水下考古、数字孪生等技术的提升，将有助于构建文物基因库和系统性提炼标志性文物资源，有助于揭示流域文明传播脉络，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建设。

考古研究与成果。长江流域考古研究是揭示长江文化内涵的关键。近年来，多项重大考古项目取得丰硕成果。安徽凌家滩遗址展现了下游史前文化繁荣，湖北屈家岭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水利系统，重庆钓鱼城城门遗址为宋元战争研究提供了线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安徽人字洞）和巴蜀文明进程研究揭示了早期人类活动和上游文化独特性。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水文考古的成果揭示了从史前到近代的水利智慧与文明演进，而申遗项目则从文化遗产角度凸显了长江的全球价值。已成功的良渚、大运河等项目展现了长江的历史深度，正在推进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等规划则指向未来更全面的保护与国际化阐释。

另外，以钓鱼城遗址、景德镇湖田窑址为代表的考古报告的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数字化与信息化方面，江苏和青海等地建立了长江文化专项数据库，为研究和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持，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将更进一步促进长江文物资源的数据共享。同时，实现了跨学科合作深化，如湖北盘龙城遗址的多学科专家合作研究。国际交流方面，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吸引了国际学者，提升了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而白鹤梁-尼罗尺联合申遗，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文物保护与利用。长江流域近年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成绩斐然。特别是在数字化保护和工程修复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文物的长期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后盾。各省市对长江流域文物的保护投入力度不断加强且各有侧重，但主要集中在本体维修保护，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对较少。如重庆市对文物保护规划与方案设计较为重视，上海市超过一半的项目集中在本体保护维修方面。相比之下，湖北省的保护设施较为完善。其他的保护工作如测绘、保养维护、搬迁、抢险加固、安全巡查等，相比上海市，其他省市相对较少。

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长江流域的文物活化利用也在不断推进。对长江流域文物资源的利用方式主要包括：开放参观、工农业、宗教活动、教育场所、商业用途、居住场所、办公场所、军事等。其中在保护利用途径方面，各地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江苏“长江百景”项目通过整合长江沿线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了一系列文化旅游线路和景点；湖北荆楚非遗基地通过展示传统技艺和红色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

发现不足助改进  建言献策促发展

存在问题。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取得显著成就，但也面临资金短缺、区域协调难题和技术短板等挑战。资金方面，保护资金不足，过度依赖财政拨款，而社会资本参与度低，导致部分基层博物馆设备落后，文物保存环境差，病害问题频发。区域协调方面，长江流域跨越多省，文物资源分布广泛，跨省整合难度大，缺乏统一协调机制。技术方面，部分基层单位缺乏数字化保护能力，偏远地区文物单位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备，文物病害治理技术有待提升。此外，还存在因考古报告刊布速度不够、文物价值挖掘不足、成果转换不充分等因素导致的开发利用不够和文旅融合不密切等问题。

对策建议。为促进长江流域文物资源的永续发展，提出针对性策略。引资金、扩渠道：采用PPP模式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文物开发，如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保护项目；同时，设立长江文物保护专项基金，鼓励社会捐赠。同协作、促共赢：强化跨区域协作，建立长江流域文物联保机制，如川渝石窟寺联合保护项目；构建文物资源共享平台，促进信息交流与共享。强技术、提技能：推广AI监测、VR展示以及智能化水下考古技术等先进技术，提升长江文物的保护技术水平；加强基层文物保护人员培训，提升专业技能。促宣传、升认知：开展“长江文化进社区”活动，提高全民保护意识。通过法治宣传提升公众对长江文物保护的认识。

展望未来，随着这些策略的逐步实施，长江流域文物资源将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贡献，书写长江文物保护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