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与古人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考古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形态最为复杂多变的遗存门类。一直以来陶器都是考古学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是构建文化史的首要材料。近些年来，随着以物质文化史为中心的考古学转型为全面的、系统的、更加深化的社会考古学，陶器考古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导向。其一，强调对陶器的“生命史”的研究，在生命历程的视角下复原陶器制作、使用、消费、废弃的全过程；其二，强调以恢复古代社会、古人生活为目的的陶器研究，即把陶器看作是特定环境、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相结合的产物，进而探索其背后的技术流变、生产组织、经济模式、信仰习俗。由卫雪、钱耀鹏所著的《仰韶文化尖底瓶研究》则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精彩阐释，并极大推进了对于仰韶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尖底瓶的研究。

全书正文共分8章，分别为导言、研究现状评述、尖底瓶的分类、尖底瓶的时空演变、尖底瓶的成型工艺、尖底瓶功能结构与使用特点分析、尖底瓶的社会功能、尖底瓶相关问题的研究。各章节之间环环相扣，每一章节均是后文研究的基础，缺一不可。

问题、材料与研究理念的说明

尖底瓶自19世纪20年代被发现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且成果丰硕，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其一，就尖底瓶形态演变规律的研究而言，标准过于单一。其二，尖底瓶制作工艺的针对性研究总体较为缺乏，尤其实验考古的复原研究更是难得一见。其三，尖底瓶的功能历来众说纷纭仍无定论，尚需进一步探讨。

第二章作者便按时间线详细梳理了尖底瓶的研究现状，将其分为初始研究、深入研究、实证研究三个阶段。前两阶段基本完成了对仰韶文化尖底瓶演变序列、分布范围的研究，并尝试对制作工艺与功能作了一些初步猜想。第三阶段除了进一步明晰尖底瓶的演变脉络之外，重点已经转移到了制作工艺与功能的研究上。尤其是模拟制作实验、残留物检测分析的开展，让尖底瓶的酿酒功能、分段制作工艺开始深入人心，也让学者们看到了科技考古的巨大潜力。既然前人已取得丰富的成果，那么在基础材料总体未变的情况下，新的研究则必须要在理念、方法上有所创新。故而本章最后提出了新研究的首要研究理念是，将形态、制作工艺、功能与使用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作者认为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对割裂式的研究。

科学分类基础上的时空观察

分类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主要内容之一，而第三章即是对仰韶文化尖底瓶的分类研究。关于尖底瓶的分类研究虽谈不上汗牛充栋，但成果显然十分丰硕且已取得了相当程度上的共识。那么为何还要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重新添加新的分类标准呢？实际上这是出于作者对分类这一方法的正确认识，简而言之就是为研究目的而分类。鉴于此，本书在前人按口部、颈部形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加入形体大小作为首要分类标准，将尖底瓶分为中小型、大型两大类，在此标准之下再按前人标准划分小类。这一分类方法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考察各类尖底瓶的地域分布特征与亲疏关系，更有益于后文讨论尖底瓶形态大小与其功能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分类的基础上，第四章针对尖底瓶的时空演变加以分析，也即考古学家最为擅长的类型学部分。依据新的分类标准可将占比最多的尖底瓶分为A、B两型，在每一型下有两亚型、四式，并理清了不同式与半坡期、庙底沟期、半坡晚期的对应关系。对于5小类特征鲜明，但数量不多的尖底瓶，单独分为C-G五型，而不分式。分型定式结束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尖底瓶的地域分布特征也就明晰了起来。第一期，尖底瓶大都发现于关中地区，但影响已达甘肃天水、豫西、晋西南等地区，郑洛地区仅有少量发现。第二期，尖底瓶分布范围空前扩大，除第一期的影响地域之外，晋中、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也开始受到影响。第三期，渭河流域仍是尖底瓶的中心区，但影响范围明显收缩，数量严重减少。除了郑洛地区的尖底瓶类型有着较为独立发展脉络，其余区域虽与中心区有一定区别，但整体联系较强、演变标准也较一致。时空演变序列的勾勒对后文的陶器社会属性研究大有裨益，在末章的“时空分布与区域文化类型关系考察”一节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形态、工艺与功能的系统研究

第五、六两章无疑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鉴于其重要性，研究成果曾在《考古》杂志单独发表。此两章力图实现的便是前文所提出的形态、制作工艺、功能与使用方法三者相结合的器物研究。在“成型工艺”的探究中，通过对遗址出土尖底瓶标本的细致观察，作者认同尖底瓶以泥条盘筑为基础的“分段制作，而后接合”的成型特点。在对多地区传统制陶工艺的反复研究后发现，制作成功的关键在于分段制作时必须同时保持可塑性与稳定性，而要达到这两项要求，则可利用同时制作数件尖底瓶之间的时间差来实现。掌握了尖底瓶制作的关键之后，开展模拟制作实验就有了方向。多次实验表明，以时间为梯次，逐段接替制作尖底瓶的各个部位在成坯率、工作效率上更具优势，应是仰韶人制作尖底瓶最主要的方式。

在明晰尖底瓶的成型工艺后，则需再回到考古学背景中，对工艺的时空差异进行论述。在这些差异中，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庙底沟期尖底瓶内部保留泥条盘筑的痕迹，并非无法消除之缘故，而极有可能与其功能结构有关。其次，庙底沟期尖底瓶器身开始变薄，尤以关中地区的渭河流域为代表，不仅器身薄，而且器型大、器身线条流畅优美。究其原因，极有可能与渭河流域率先出现先进的复合结构陶窑密切相关。

关于尖底瓶功能的研究向来新见不断，除了大家最为熟知的取水器，还有暖壶、宥卮等多种猜测。近年来随着尖底瓶底部残留物检测结果公布，酿酒工具一说遂占据上风。然而，残留物分析虽使尖底瓶的功能有了一定的指向性，但却无法解释其特殊形态与结构的奥秘，也难以完全说清它在酿酒过程中的哪一环节发挥作用。鉴于此，研究站在设计者的角度，提醒大家关注尖底瓶成型工艺所导致的两点隐性特征。一是分段制作、延时结合必然导致黏结处容易断裂。此一特征导致尖底瓶在满重状态下不宜随意搬动，因而应首先排除其为取水器、运水器。二是尖底内部未经修饰的泥条盘筑痕迹是有意为之，而非无法消除。这说明尖底瓶底部必定隐藏着特定功能，而此时学者们依据尖底内部结构特征所提出的“沉淀分离”功能说便引起了作者注意。结合尖底瓶的出土背景，并参照有关的图像材料，作者对沉淀分离作用的推论给予了认可。

至于尖底瓶的使用特点，作者认为尖底瓶一般置于恒温恒湿的环境内盛装或沉淀酒液，其中的中、小型则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转运和再次沉淀的功能；小口特征则与便于封盖、减少挥发有关。为论证此说，作者设计了静置沉淀、沉淀后取用、渗透性测试三项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尖底瓶的沉淀速率与平底瓶相比并无明显优势，但在取用率方面尖底瓶要明显优于平底瓶，能够倒出更多的清液。渗透实验不仅表明尖底瓶的渗水率比平底瓶更低，同时也证明了尖底瓶的大小与存放环境均会影响渗水率。具体言之，若放置于阴凉、潮湿的环境中或半埋于小坑内，尖底瓶可有效减少渗漏。另一方面，借由遗址中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圆陶片，作者大胆推测这些可能都是用来封盖尖底瓶、减少挥发的，辅证了尖底瓶另一使用特点。

至此，本书完成了对仰韶文化尖底瓶形态、制作工艺、功能与使用三者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三者之间是如何紧密联系、互相成就彼此的。也正是在这一论述中，作者以时间为线，基本完成对尖底瓶这类陶器的“生命史”中制作、使用过程的考察。

器物社会属性的追问与其他讨论

陶器以及其他手工制品的制作一定是在特定自然环境和政治、社会、经济系统中进行的。因此，第七章要考虑的便是仰韶文化尖底瓶的社会属性，并期望对制造者和消费者的社会生活有所洞见。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要从考古学情境中的“出处”与“关联”入手。总的来说，仰韶文化尖底瓶的出土背景可分两类，一是居址，一是墓葬。居址中的尖底瓶主要出土于众多的中、小型房子而非仪式性的大房子。结合尖底瓶的功能，作者大胆推测普遍出现的酿酒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出土于墓葬中的尖底瓶可再进行划分，其一是作为随葬品，其二则是作为婴儿葬具。以尖底瓶为随葬品的墓葬绝大部分为中小型墓葬，暗示可能从事酿酒活动，或消费酒的墓主人并不一定全为高等级人群。至于作为葬具的原因，作者推测可能是由于酿酒过程与蚕蛹化蝶有着相通之处，暗含着父母对孩子灵魂重生的期盼。此外，通过对民俗学、国外考古材料的梳理可知，尖底瓶也可充当集体饮酒器，在祭祀、集会、宴饮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不排除仰韶古人也曾利用尖底瓶进行集体饮酒，其目的则是为了巩固集体利益、团结部落、稳固共同的价值取向。

最后一章补充了几项未能融合到前文中的研究。首先，尖底瓶虽影响范围广泛，但在不同区域分布并不平衡且技术差异大。关中地区的渭水流域始终是尖底瓶分布的中心，其他区域则是受其影响，郑洛地区的尖底瓶在形制上却表现出相对独立的特征。该现象实际上是与仰韶文化的空间分布、影响趋势、地方类型的整体面貌相一致的。其次，通过中外考古遗址出土尖底瓶的比较可知，两者在核心结构、体量分型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但在时空范围、其他部位的设计细节上却存在着明显差异。透过这些差异可以确定，黄河中游和地中海沿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尖底瓶极有可能是独立起源的。最后，本书尝试回答了困扰学界已久的问题——为何尖底瓶在地中海地区的使用一直延续至今，而在中国的龙山文化早期就已被淘汰了？作者认为，一是由于后来欧洲酿酒所用橡木桶制作工艺过于复杂，导致制作相对简单的尖底瓶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二是两地区对分离纯净度的要求不同。地中海地区的果酒沉淀物少，对沉淀分离技术要求不高。而中国的谷物酒残渣较多，促使后人选择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分离技术。

陶器考古研究新趋势的相关思考

纵观全书，至少可归纳出此项研究的以下优点。就研究材料而言，作者搜集了几乎所有与尖底瓶相关的考古材料，并补充了大量与尖底瓶相关的图像资料。通过对材料的梳理与分类，让隐藏的背景信息不证自显，这在第七章“尖底瓶的社会功能”的研究中尤为可见。就研究方法而言，将传统考古、科技考古、实验考古、民俗学、文献学、图像学有机结合，使用多重证据探讨尖底瓶的结构功能与社会属性。尤以实验考古的运用最为成功，正是它使得尖底瓶制作工艺、功能结构、使用特点的研究极具说服力。另外，本书作者之一的钱耀鹏先生对中国古代酿酒工艺的研究颇为深入，曾多次实地调查传统制酒作坊，并在西北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酿酒工艺”的课程。得益于此，钱先生对相关民俗材料熟稔于心，在尖底瓶的研究中常能抛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思考角度。就研究理念而言，作者始终强调器物形态、制作工艺、功能与使用方法三者是相互影响与作用的整体，跳出了以往器物学的研究理念。因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摆脱对于残留物分析方法的路径依赖，运用新方法，把尖底瓶的功能进一步定性为酿酒过程中的沉淀分离器。

当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瑕，该书亦不例外，这里暂举两例。首先，书中章节虽整体设置较为合理，但个别章节内部却稍显混乱。如第六章的写作顺序应是先通过“残留物分析”的成果判定尖底瓶与酿酒有关，继而通过成型工艺的隐性特征、功能结构判断其为沉淀分离器具。作者却先论证了后者，逻辑上似乎倒置了。其次，在个别问题的论证方面，论据仍需加强。作者认为尖底瓶作为婴儿葬具，可能暗含了父母对孩童灵魂得到升华、重生的希冀。但这一推测显然论据不足，一方面考古学的案例太少，另一方面也未列出相关民俗学材料加以佐证。不过，读者不应苛全责备，撇开这些小瑕疵，该书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对陶器“生命史”与社会属性的双向研究，无疑是值得研读的优秀著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仰韶文化尖底瓶研究》

作者：卫雪 钱耀鹏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