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300年至4300年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迈入早期国家的良渚文明，主要分布于36900平方公里的环太湖流域，形成了以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良渚古城为中心，以及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等为区域中心的地域文明。鼎豆壶陶器组合是这一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更能反映的是琮璧钺以及复杂玉头饰等的成组玉礼器，它们不仅是良渚文明的鲜明特征，更是区分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聚落等级和规模，以及中心遗址和区域中心遗址的标识，独树一帜，这应该是张忠培所说“良渚文明是以玉器、玉文化来表述的”。

良渚文明除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成组玉礼器，还体现在强制性公共权力下的超级大型工程。距今5300年前后，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还没有建成，但是所在区域的周边山前坡地，高等级聚落如雨后春笋般突然汇聚，如吴家埠、北村、官井头、庙前、瑶山等等，良渚遗址群东北面积逾5400平方米的回字形祭台和高等级墓地复合遗址瑶山，表明那个区域是良渚遗址群“早期良渚”崛起的中心，可为“瑶山期”。距今5000—4900年前后，良渚遗址群千年大计的建设蓝图已颇具规模，数量逾30条的水坝、已达现西湖3倍约4600余万立方米的水利系统库容量，被苏秉琦、严文明誉为“王陵”的反山遗址等，就属于这一阶段，可称为“反山期”。以莫角山遗址营建作为起始，延续至距今4300年格局还继续保留的“良渚古城”，可统称为“莫角山期”，其内部核心区和其他功能区格局分明、外部聚落呈城垣式多层次非封闭环绕的凝聚性特征鲜明，是中国都城设计和营建的先行者。

距今5300年前后的“瑶山期”，源自红山文化的玉龙和图案化的龙首纹、属地首创的“镯式琮”或“琮式镯”等良渚文化早期玉器还有相当的数量，但是神人兽面像和小方琮已经完全定型，琮璧（大孔璧）钺，以及复杂玉头饰的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等都已经出现，瑶山等高等级墓地已经形成以不同种类和组合的成组玉礼器来标识墓主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甚至性别。从良渚文化一开始，神人兽面像和琮等成组玉礼器都一步到位设计完成了。

成组玉礼器在良渚文化出现并具有强烈的区域文明特征，绝非偶然。作为社会复杂化坚实基础的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从万年上山文化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经跨湖桥、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至崧泽——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生产规模和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浙江临平茅山、余姚施岙发现的这一时期古稻田，灌排渠、田埂、灌排口等稻田设施，及组合式石犁、疑似木“牛轭”，甚至粮仓等一应俱全，郑云飞推测当时亩产量可达141公斤，良渚古城内池中寺粮仓区测算储存有20万公斤稻谷就不足为奇了。浙江桐乡姚家山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玉镰多件，其中还有雕琢介字形冠的，说明权贵阶层对于这一经济领域的特别控制。同样，良渚古城庞大水利系统的功能，笔者认为最大可能还是控制更大范围的灌溉区，以及调节必要的水路和水位。

稻作农业社会不是单一的稻作农业经济形式，1999年严文明与梅原猛对谈长江文明的曙光时，梅原猛提出“稻作农业文化复合体”的概念，包括稻作文化、陶器文化、玉器文化，以及养蚕和丝织业，其实还应该包括漆器，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和东方文明的重要内容，逾九千年悠久历史的玉器、玉文化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单一湿地稻作农业一系列作业流程而言，其作业复杂性和对大自然的依赖远甚于旱地粟作农业，如此，势必大大促进观念意识形态的系统化认识，集大成的体现就是宇宙观的形成和发展，从载体的选择到形和纹样的结合，以及彩绘、髹漆、丝帛、琢玉等多种手段多种方式的呈现。如万年上山文化天穹下半个太阳的彩绘，八千年跨湖桥文化多层次内四分式的太阳纹定格描绘，七千年河姆渡文化龟形陶器的复杂刻纹、太阳和双鸟形器、介字形组合图画等系统主题，至五千年良渚文化宇宙观和神人兽面像（神祖或祖神）崇拜结合的琮的出现，充分说明道法自然、敬天法祖的“天人合一”观念已基本成熟。围绕射孔中轴“宇宙中轴”旋转的上下射面，以及直槽四面、折角八方的立体结构，结合直槽和折角的神祖图像，琮所反映的就是祖先崇拜和宗庙式宇宙模型的紧密结合。牟永抗最早把琮的设计理念与发达于距今5500年的安徽巢湖凌家滩刻纹玉版联系起来，王明达把琮喻为“移动的宗庙”，都恰如其分。

神祖是良渚玉器的内涵和主宰，良渚玉器自始至终完整反映神祖主题只有玉琮一种，出现在琮上的神祖是这一图像最初的原意，两者的结合是良渚社会观念信仰和原始宗教的完整内容。神祖介字形大冠帽和驾驭的神兽圆及弧边三角组合纹样大眼说明图意就是太阳神造型。这样的太阳神式图像是良渚社会唯一的人形化形象，这只能是良渚社会的祖先神像，也就是邓淑蘋称之为的“神祖”，严文明说的“良渚文化唯一的宗神”。 豪华按柄玉钺的出现被认为是礼制出现的指示器，这一区域早在三星村文化类型、凌家滩文化时就率先出现豪华型按柄石钺和玉钺，良渚豪华按柄玉钺玉瑁的形制直接采用神祖冠帽，反山大玉钺两面雕琢神祖和神鸟，充分昭示着王权的神授，体现了良渚是“神王之国”，但神权并非高于王权，而是确立了授之于神祖的王权，王是神，但归根只是王权，这与商周社会及以降没有什么两样，这也是中华古文明的本质和重要特征，更是讨论文明起源“中国方案”的主要途径和内容。

良渚文明以唯一的宗神和一整套成组玉礼器来彰显社会的高度认同感，来运作复杂社会，与《左传》所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礼”和“礼制”契合，也是《左传》“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的写照。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良渚文明大大走在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前头。

良渚文明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时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牟永抗、吴汝祚提出“玉器时代”，把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他世界古文明的主要特征的玉和玉器观念，作为重点考察中国文明形成的方式和道路，这是继“龙山时代”提出后中华文明起源探索的新视角。2017年严文明曾提到，由于中国整个铜石并用时代的铜器出现晚，数量也很少，“而玉器特别发达，成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重要标志。如果强调中国自身的特点而称为玉器时代，也许是更为恰当的”。良渚所处时代之后的龙山——二里头夏王朝时期，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但不是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趋势的形成，而是如同张弛所主张的，“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这是“多元一体”之“一体”或秦汉“大一统”之前的更宏观的新“多元”认识。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鲜明特征，是一部观念意识形态逐渐认同、政权组织结构趋同的彼此交流融汇和作用发展的历史。这里的多样性的“多元”既指不同区域的文化和文明，也指各区域文明起源道路上先进生产力和观念意识形态的非普遍多样性，也就是精粹，兼容并蓄中的持续作用是精粹的作用。 “一体”应是如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三部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兼容并蓄”表述在“多元一体”之前可能更妥切。目前看得比较清楚的中华文明化道路和中华文明模式，只有一条道路一个模式，以“中华古文化直根系”（郭大顺）的红山、“中华文明先锋”（吴卫红）的凌家滩、“东亚稻作文明最高成就”（良渚申遗文本）和“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李新伟）的良渚最具代表，玉器、玉文化就是其中的脉络，这也是我们讨论被玉器表述出来的良渚区域文明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