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山东省邹城市文物局专业人员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时，在唐村镇前葛村发现一造型独特的方柱形石刻，四面刻有胡人画像。为防止石刻遭盗扰和损毁，普查人员将石刻运回文物管理部门保存，现收藏于邹城博物馆。目前国内发现四面胡人画像石刻数量较为罕见，具有较高的文物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

石刻高0.45米，宽0.40米，厚0.27米。四面画像主体均为跽坐式人像，头戴冠帽，帽形高耸，顶部窄小呈尖状，底部宽大，面部长圆，竖长大耳，双眉突出，眼窝深凹，眼珠凸起，鼻梁高挺，口部微张，双臂弯曲，拱手交于胸前，下身及腿部简略，似为跪坐。其中，较宽的两面人物头部两侧均有两只猴子向上攀援跃动，猴子刻画清晰，面部呈三角形，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从石刻人物外貌和特征上分析，高鼻深目，头戴尖帽，拱手跽坐，应是胡人标志性的体貌和形象特质。“胡”作为北方民族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战国策·赵策二》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寡人胡服，且将以朝”的记载；《史记·赵世家》有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的记载；《资治通鉴·周纪三·赧王上》有周赧王八年（前307）赵武灵王“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的记载。赵武灵王冲破世俗观念，在大臣肥义的鼎力支持下，力排众议，励行改革，颁布法令，推行短衣窄袖胡服，教练骑马射剑战术，并身体力行带头穿胡服上朝会见群臣。秦汉时期，胡人最初是对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称呼，西汉著名政治家贾谊《过秦论》载，秦始皇命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戍守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汉书·匈奴传》载，匈奴单于狐鹿姑派遣使者给汉朝的书信中提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匈奴自称为胡，匈奴单于自认为与中原大汉天子齐名。后来，随着汉朝与西域诸国交往的增多，胡人又成为专门对西域的称呼，汉人称西域为西胡。《说文解字·邑部》：“鄯，鄯善，西胡国也。”《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本名楼兰。”《说文解字注》：“鄯善、逗。西胡国也……言西胡以别于匈奴为北胡也……鄯善国本名楼兰……元凤四年……更名其国为鄯善。”西域之国楼兰，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更其国名为鄯善，又称作西胡。关于胡人的容貌描述，《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汉书·西域传》又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关于胡人的尖帽，曾在古代西域一带广为流行，其多以毛毡和兽皮做成，帽顶呈尖状。战国以后，历经秦汉，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逐步成为表示西部域外各族的程式化标志。当代著名秦汉史研究学者邢义田先生认为，尖顶帽为胡人服饰上最主要的特色。至此，高鼻、深目、多须、尖帽作为一种明显的代表性文化符号，被人们一直沿用下来，成为区别胡人和汉人不同形象特征的标准依据。

从石刻画像造型和用途上分析，四面胡人画像石刻属于陵墓石刻或祠堂石柱的建筑构件，胡人形象应是供主人役使的仆从或仪卫，彰显着墓葬或祠堂主人的尊贵显赫地位。根据石刻出土地点、造型及体量大小判断，胡人画像不会单独埋于地下墓葬或立于地面祠堂，是墓葬内画像石柱或地上祠堂画像石柱的部分残段。胡人画像的跽坐式姿势，是胡人在现实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体现，被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两汉时期，自汉武帝时，汉朝与北方匈奴之间进行了长达多年的胡汉战争，胡人作为战败方成为战利品屡见不鲜。对于这些战争俘虏的处置，《史记·汲郑列传》记载了西汉名臣汲黯与汉武帝的一段对话：“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虏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由此可知，汉代对于俘获的匈奴人，不论贵贱一律作为奴婢赏赐给从军战死的家属，并将虏获的财物就便送给他们，以此告谢天下人付出的辛劳，满足庶民百姓的愿望。胡人奴仆形象自然而然成为两汉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画像题材，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拥有胡人奴婢是值得炫耀、引以为豪的事情，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人们祈求天下太平、社会祥和、百姓安康的社会现实。

从石刻图像组合和寓意上分析，四面胡人画像石刻人物两侧各有成对出现、祥瑞活泼的猴子向上攀援跃动，寓意官运亨通，健康长寿，寄托了墓葬或祠堂主人及其后代的美好愿望。胡人和猴子形成组合关系，这种图像内容较其他瑞兽题材数量偏少，研究资料不多见。猴子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代表着聪颖、智慧，具有多元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文化意蕴。由于猴与侯谐音，猴的形象也常被文人士大夫赋予了封侯的吉祥寓意，表达了人们期望通过加官晋爵，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侯为中国古代的爵位之一，《礼记·王制》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万章章句下》载：“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古代以五等爵禄分赏臣属，拜相封侯、官运亨通、高官厚禄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猴子还被喻为人类圣祖，视为健康长寿的象征，晋代典籍《抱朴子》载：“人君者，猴也，猴寿八百岁”。从此，猴与长寿联系在一起，又被注入了更多的神秘色彩，成为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美满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石刻雕刻风格和技法上分析，胡人画像在画面处理上采用四面独立呈现画面的形式，不拘泥于细节的刻绘，采取粗线条粗轮廓、简单整洁的整体造型，使物象显得古拙厚重、浑然一体，具有一种朴拙之美，这正是鲁西南一带汉画像石装饰艺术的特点，也是封建王朝上升时期生机勃勃的精神面貌在艺术上的反映，极具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画像在雕刻技法上采用平面浅浮雕形式，先磨平石面，次刻出物象轮廓，再刻出细部内容，然后剔去轮廓线外不需要的空间部分，将图像立体化突出，这种雕刻技法属于东汉和帝到献帝时期。因此，四面胡人画像石刻的年代应为东汉和帝到献帝时期（89—220）。

邹城四面胡人画像石刻，被汉代工匠以刀代笔，精雕细琢，运用夸张变形手法，加以独特艺术表现，凝成永恒瞬间，在坚硬的石面上塑造了独特精彩的四面胡人艺术形象，再现了真实直观的汉代胡人面貌图像特征，弥补了史书文献记载的缺憾不足，是解读汉代胡人形象的重要图像学依据和可靠史料。它的面世，也是汉代山东地区陵墓或祠堂设置胡人形象的又一代表性实物力证，为进一步探讨研究胡人画像相关问题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