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瑶老师是我敬重的学者，安老师曾长期主持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都城——隋唐长安城的发掘与研究；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主任，西安研究室主任，一直从事汉唐考古、城址考古与保护。1997年被德国考古研究院聘为通信院士，2013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唐城考古·丝路玻璃》，是中华书局2024年9月刚出版的安老师文集，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丛”中的一部，多数文章以前读书工作中学习查阅过，再读，重新感受安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问智识，还有令人感动的考古工作者的责任担当。这部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为考古篇、古代玻璃篇和文化遗产保护篇，这种编排非常能够彰显安老师的人品与学品。

考古重地的深耕与贡献

文集的第一部分收录了安老师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潜心之作与收获。第一篇《中国考古学的九十年》，是20世纪90年代应美国朋友之邀，为一次出土文物展览写的一篇考古学术史的简要回顾，2012年在美国发表，2013年在国内刊出。文章将1921年至2011年的中国考古学做了五个阶段的划分，选取考古学发展史上重大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同时不回避矛盾，文章的最后点出了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考古力量不足；古墓葬、古遗址盗掘严重；社会大众对考古学的误解；1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首，这些问题都在持续得到改善。这篇精炼的学术史在记述大事件的同时，也插入了小细节，如庙底沟的发掘，文中特意加入当年考古队员说的话“白天听黄河咆哮，夜晚听野狼嚎叫”，以展示考古队员面对艰苦条件的乐观主义。细节让学术史鲜活，饱含着安老师对前辈师友和父辈的深厚感情与自豪。

陕西西安，二三十年前当地田野考古工作的艰辛，是现在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唐长安城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长安城的圜丘及其源流》《唐大明宫含元殿龙尾道形制的探讨》，每一篇论文的背后都是一场艰苦的发掘。西明寺是唐长安城的重要寺院，通过对西明寺的几次发掘，证实了西明寺位于长安城延康坊的西南部，占四分之一坊之地。发掘虽然只是西明寺的一小部分，但为研究中国佛教寺院布局沿革积累了宝贵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研究，安老师还研究了西明寺对日本奈良佛教的影响，指出“日本奈良大安寺是模仿唐西明寺的伽蓝配置”，对唐西明寺对大安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天是古代的一种国家重要祭祀活动。隋唐长安城的圜丘建于隋，沿用于唐，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象征。根据田野调查结果，1999年，安老师带领西安唐城队对隋唐圜丘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搞清楚了圆形四层坛体、十二层陛阶、素白坛表等形制特征。安老师这篇文章是为纪念考古所成立50周年学术研讨会所写的论文，圜丘遗址的发掘资料是当时最新考古工作进展的披露，大家都很振奋。文中安老师还深入探讨了隋唐圜丘形制的渊源，以及唐以后圜丘形制的演变。唐长安城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在已是知名的旅游打卡地，每天无数身着唐装的俊男靓女摩肩接踵到此感受唐文化的魅力。古都热的背后是考古人几十年持续不断埋首田野，寂寞坚守，孜孜以求的结果。

含元殿是唐长安城大明宫的正殿，田野发掘工作于20世纪50年代，90年代都进行过。90年代是为保护含元殿而进行的发掘，在安老师的带领下，采用大面积揭露的方式发掘了27000平方米，这次发掘对含元殿的柱网布置、大台形制、龙尾道位置、建殿时的砖瓦窑址、殿前广场、含元殿与朝堂的相对位置等问题建立了新的认识。《唐大明宫含元殿龙尾道形制的探讨》简要介绍了90年代的发掘，对含元殿龙尾道形制的可靠性进行了研究，认为龙尾道设在殿堂两侧的形制很可能创自唐大明宫含元殿。图文结合，层层递进，探讨了含元殿龙尾道形制对我国边疆地区民族政权和邻近国家的影响。

在考古部分里还收录了两篇出土文物的研究文章，《唐代黑陶钵考》和《西安沣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根据唐西明寺和青龙寺黑陶钵的发现，研究认为远古时期的黑陶工艺在唐代曾一度复苏，对大都会博物馆存的一件圜底敛口黑陶钵从形制到工艺技术都做了认真研究，对其时代给出了新的认识。在《唐代黑陶钵考》文末有一句话“认真整理发表这些遗物，并分析研究这些资料，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社会担当，也是学者做学问搞研究的目的所在。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常设展中有一件珍贵展品——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这件文物出土情况特殊，既不是科学发掘出土，也没有同出器物作为参考，安老师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从画面内容、绘画风格和印刷特点分析，推测这件经咒的年代为唐玄宗时期，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诞生时期的重要印刷实物。

学术兴趣长时段专攻的权威之路

与古代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等的研究比起来，古代玻璃的研究是非常小众的。

古代玻璃研究这一学术兴趣在安老师研究生期间就形成了，在宿白先生指导下，她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西汉至北宋的二百余件玻璃器皿进行整理和考察，系统研究了中国早期的玻璃器皿，1982年完成了论文《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1984年在《考古学报》发表；1986年，大英博物馆东方陶瓷协会译为英文独立成书出版。如今依然是研究中国古代玻璃器必读的重要文章。

四十余年来，玻璃研究一直是安老师的学术兴趣所在，从研究生时代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玻璃器皿的研究，到工作以后对各种考古发现，墓葬、遗址、沉船、寺院等出土出水的玻璃器进行追踪式研究，发表《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玻璃考古三则》《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南汉康陵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辽祖陵1号陪葬墓出土的玻璃器》《谈泾川玻璃舍利瓶》《试探大云山汉墓出土玻璃编磬》等。考古发现的玻璃器比较零散，安老师大海捞针，串起中国早期玻璃器发展的脉络。安老师的研究以小见大，一只碗、一个瓶、一颗珠，用严谨的传统考古学方法，细致地考察出土地点、共存器物、器物类型、器物纪年、器物装饰等，同时，她以传统的考古学方法结合古文献研究，以及先进科技手段的检测，对古代玻璃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

安老师的研究注重与国外相关资料的对比，以探讨中国玻璃的起源、发展与传播，发表《我国古代玻璃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伊斯兰玻璃和中国出土的伊斯兰玻璃》《中国古代玻璃与日本吉野里的玻璃管饰》《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夹金箔层的玻璃珠》等。安老师的研究从小处着手，但视野极其广阔，她几十年前就开始的研究是当时还不太受关注的古代玻璃，但学术落脚点是丝绸之路中西文化的交流，关注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的学术问题，探讨的是人类文明互鉴的大学问。这样的研究既是遵从内心的喜爱，也是对夏鼐、宿白、马得志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优良学术传统的传承。

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担当

安老师在后记里写到“当时最大的困扰是社会对考古的误解和对文化遗产的漠视”。安老师以自己多年的考古工作实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一份份有价值的提案，这些提案逐渐地一一落地。

2012年3月安老师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建立中国国家考古博物馆的提案》，代表了考古人的心声。2023年9月15日，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迅速成为北京热门博物馆之一。作为考古博物馆的首任馆长，考古博物馆建设的亲历者，今天捧读这篇提案，依然感受到安老师的拳拳之心。

2005年，安老师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关于做好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抢救工作》的发言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使南水北调的考古问题得到解决，为南水北调沿途的文物抢救和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必须再搞科学论证》提案，充分体现了考古学工作者对文化遗产的守护之情，充分体现了考古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感。2012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全面推进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作的提案》，助力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2014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考古人的力量。为了宣传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申遗成果，2017年在香港举办了“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大型文物展览，我也有幸参与了展览的策划，深切感受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喜悦和丝绸之路积淀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的魅力。文化遗产保护篇这一组文章里还涵盖了对宫殿遗址、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等的思考与研究，结合了考古工作的实践和探索。

阅读这本文集也有三个小小的遗憾，其一是书中图片都是黑白的，那些流光溢彩的玻璃器皿、琉璃珠全无光彩。其二，安老师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都是大遗址，宫殿、天坛、寺院、都城，气势恢宏结构复杂，书的开本偏小，考古线图和全景照片的效果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其三，安老师的政协提案不少得到了采用，比如南水北调的文物得到了保护，考古博物馆建成开放等，书中如果能配上一些相关图片，会更加丰满。

安老师研究的贡献不仅具有深厚学术价值，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这部文集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更为我们展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对文化遗产的热爱融于生命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扛在肩上的考古学家的社会担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唐城考古·丝路玻璃》

作者：安家瑶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出版社：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