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区商代遗址众多，遗存丰富，有济南大辛庄、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等重要的遗址或墓葬，一些地点发现高等级的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遗物。

这些遗址中出土青铜器较多，其中有近400件铜器上带有铭文，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发现铭文铜器的有20多个地点，重要的出土地点有：济南大辛庄、青州苏埠屯、寿光益都侯城、邹城南关、济南刘家庄、滕州前掌大等，重要的铭文有大辛庄的“索”（图1），青州苏埠屯的“亚醜”“融”（图2），寿光益都侯城的“己”“”，滕州前掌大等地点出土的“史”，长清小屯、费县朱田等地点出土的“举”（图3），长清小屯、济南刘家庄的“戈”，济南大辛庄、邹城南关等地点的“子”，济南刘家庄的“”，兰陵东高尧的“”（图4）等。另外在胶州西庵、惠民兰家、章丘东涧溪、滕州种寨、平邑洼子地等都出土多种铭文或符号。上述重点地点的铭文青铜器在《山东馆藏精品文物大系·青铜器卷》中都有收录（图5），同一地点、同组的器物，保存状况良好的器物基本均收录，基本上每一件器物的器型、铭文照片和拓片均有收录，绝大部分进行了释读，是研究这些器物的重要资料（图6）。

铭文大多字数不多，1字的最多。1字的一般多为标志族徽，例如举、戈；有一些符号，可能也有特殊的含义，比如前掌大的“鸟”，沂水戈上的“鸟”等，个别铭文或符号目前不能辨识，例如邹城西丁村的“”。字数较多的铭文铜器较少，2、3字的一般是带有日名，为祭祀类铭文，表明器物为谁而作，目前所见的多是为“父”作，例如桓台史家遗址的“父癸”觚。少见为母而作的，例如泗水张庄的“史母癸”觚，族徽有时在前，例如滕州前掌大的“戈父乙”觯；有时族徽在后，例如淄川区的“父辛鱼”觯。有少量多字铭文的铜器，铭文为叙事，如桓台史家且戊觚，圈足内有铭文：“戍寘舞畴作祖戊彝”。道光年间寿张县梁山出土的“小臣艅犀尊”。

带有铭文的器型也比较集中，容器主要是鼎、甗、罍、尊、簋、卣、觯、觚、斝、爵、角，武器有钺、戈、矛等，少见斝，其中又以觚、爵数量最多。铭文在器物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例如鼎、甗、罍一般在器物口沿下的内壁，尊、罍、卣、觯多位于器内底，觚多在圈足的内壁，爵、角或者斝等带鋬的器物，多位于鋬内。有盖的器物如果有铭文的话一般在盖内有对铭。钺、矛的铭文在器身，戈在内上。

从出土铭文的情况看，山东地区一些商代遗址和墓葬地位较为重要。能够成为方国级别的有青州苏埠屯、滕州前掌大、寿光益都侯城等。很多地点从地理位置、铭文情况反映商王室东征的据点，如长清小屯、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桓台史家、坊子院上、费县朱田等。有些地点或与殷遗民相关，如兖州、邹城一带、兰陵东高尧、新泰府前街、胶州西庵等，出土较多商末青铜器（个别地点与西周早期青铜器共存）。众多铭文青铜器的出土，反映了商王室派出多支系、大量贵族东征东夷，也逐渐成为东土的重要成员，也是周代东方主要对峙力量的根源。

除了出土器物以外，在山东一些博物馆中保存相当数量的商代青铜器的传世品，为研究商代青铜器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山东馆藏精品文物大系·青铜器卷》中也有收录。例如现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射妇桑铜鑑，原为山东黄县丁干圃旧藏，长方体，带双附耳，器身满饰纹饰，腹内壁铸有“射妇桑”。此件器物不仅形制奇特，制作精致，铭文也少见。又如济南市博物馆的亚醜罍（图7），青州苏埠屯出土，是在废旧物资仓库中拣选而出，通高达42厘米，为带盖的圆罍，器盖和口内均有“亚醜”铭文，器型厚重，器身满饰纹饰，繁缛而精细。此两件器物均为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器，甚至填补了出土青铜器的空白，丰富了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研究资料，也为商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